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肉。”唐代其他诗人，如孟郊的《织妇词》、郑谷的《偶书》、杜荀鹤的《簪妇》，宋朝诗人梅尧臣的《陶者》，都有相关论述。当然，这些诗基本都是用对比的方法，甚至不加任何论断，但“简辣深刻”。而罗隐的《蜂》则用了比喻的手法，其中流传甚广，至今依然经常被引用的一句是：“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忙？”
这些诗句的共同点是，都认为蚕妇等“劳动人民”是被剥削的对象，对那些“不稼不穑”但“取禾三百廛”的“统治阶级”深恶痛绝。但遗憾的是，诗人们提出了问题，却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或策略。不过，话又说回来，正如哲学家海德格尔所说的：“提问的意义是：它的意义是一个方向，且唯有根据这个方向，合理的答案才能给出。提问将被探讨者置于一个独特的面相下。当提问出现时，它仿佛冲破其对象的存有。因此，用以说明开放出来的存有之语言，就是一个答案，它的意义在提问的意义中。”也就是说，当我们提出一个具体的问题时，我们提问的方式和所使用的文字，其实已经隐含了意向上能够接受的答案。所以，人们常说，正确的问题本身已经解答了问题的一半。提问者，必须先考虑所提问题的“问题性”，也就是说，是否是“问题”。
那么，先假设这些诗人们所提的问题是“真”的“问题”，则那些“统治阶级”的所有享受品，包括住宅、服装、粮食、蔬菜、车、日用品（包括锅、碗、瓢、盆等）等，必须自己去劳动，自己手工制作。例如，某位“地主”想穿衣服，则他需要先知道怎么制作衣服，需要付出代价，学习技术。然后是动手制作工具，如织布用的梭子等。种桑养蚕，蒸茧抽丝，然后纺织成布匹；再采矿，烧炭，炼出铁，制成针，打造剪刀。用剪刀裁布，用针缝制，衣服终于可以穿上了。可是，这样以来，为了穿衣服，花费的时间，恐怕至少需要半年（养蚕就需要几个月）。按照这个逻辑推理，社会所有的人都自力更生，自给自足，就不存在谁剥削谁的问题了。当然，也相应的不存在买卖（交换）了，不存在合作，不存在市场，最终也就不存在经济发展甚至人类文明了。
所以，分工是极其重要的。正如亚当·斯密所说的：“有了分工，同数劳动者就能完成比过去多得多的工作量……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情况的，是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各劳动者，除自身所需数的以外，还有大量产物可以出卖；同时，因为一切其他劳动者的处境相同，各个人都能以自身生产的大量产物，换得其他劳动者生产的大量产物，换言之，都能换得其他劳动者大量产物的价格。别人所需的物品，他能予以充分供给；他自身所需的，别人亦能予以充分供给。于是，社会各阶级普遍富裕。” 考察一下文明而繁荣的国家的最普通技工或日工的日用物品，你就会看到，用他的劳动的一部分（虽然只是一小部分）来生产这种日用品的人的数目，是难以数计的。有一个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引用而广为人知的小故事——“小铅笔的家谱”，说得极其形象，很有说服力：“成千上万参与制造铅笔的人，没有一个是因为自己需要铅笔去干那一行的。他们中间有的人从未见过铅笔，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没有谁坐在中央办公大楼里号令那成千上万的人，没有宪兵队来强制人们执行不曾发布过的命令，但竟然制造出了铅笔。这些人居住在许多地方，讲不同的语言，信仰不同的宗教，还可能互相仇视——但是，这些区别全都不妨碍他们合作生产铅笔。”分工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魅力？其原因有三：第一，劳动者的技巧因业专而日进；第二，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须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这种损失；第三，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的发明，使一个人能够做许多人的工作。
谁解蚕妇怨？（2）
其实，一些古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如《诗经·国风·卫风》中的《木瓜》说：“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匪报也，永以为好也！”也就是说，因为分工，各个人拥有（生产）不同的产品，进行交换，对双方都有好处（前人一般将此诗作为情人赠答之诗），这如同墨子所说的——“交相利”。与没有交换相比，基于分工的交换，个人所获得的利益增加大得惊人，往往以千、万倍计。但是，这一点似乎没有引起更多人的注意，相反，《木瓜》这首诗被狭隘化地理解为情人之间的交往了。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庞大的利益增加，主要是由于每个人专业生产，然后交换。不谈生产而单论交换，利益还是有的，但比起有专业生产的存在，其交换的利益少得多，甚至微不足道。
分析到这里，本文开头提的问题的答案也就水落石出了。萧灼基先生与那些古代诗人其实对分工误解了。当然，劳动人民和地主阶层收入分成的比例如何确定，需要具体分析的。这如同征税中的拉弗定理一样，在一定条件或范围内，税收对经济发展是有利的，超过这个点，则走向反面了。列宁也说过，真理再向前迈一小步，就变成谬误了。统治阶级之所以残暴，是因为将分成的比例确定得偏离实际，以至于百姓惨遭压迫。香港大学张五常教授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讨论中其实也包含了这一点，比如说台湾当初的“三七五”减租，就是通过政府管制，将佃农上缴的比例降低，加上竞争的作用——佃农之间的竞争、地主之间的竞争、佃农与地主之间的竞争，结果，生产效率得到提高。
当然，讨论这个问题，不得不提到汉朝时期的减租问题。西汉初期，从“十税一”减为“三十税一”。从短期看，这项政策是成功的，“文景之治”就是明证。但是，长期看，这个政策是失败的。为什么？历史学家钱穆的答案是：当时无法遏制土地兼并问题，特别是王莽时代（参见《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录》）。钱穆先生的看法不完全合乎当时的现实，也在逻辑或经济规则上解释不通。从现实与逻辑上看，根子在“管制”与“垄断”。政府管制人们的产业转移，抑制工商特别是商业，从而限制了产业结构的自发调整，进而扼杀了分工的发展；特权垄断（包括地主在内），导致农民生产利润的低下。这些从反面表明了分工的意义。
2003年1月30日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告别“广积粮时代”（1）
告别“广积粮时代”——兼与盛洪、秦晖、姚景源等先生谈蛛网理论之误
蛛网理论只是教科书中出现的情形，它在农业领域从来没有实证的检验。退一步讲，即使认为蛛网理论是正确的，也没有采取价格管制的必要。随着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发展，像蛛网理论所说的那种市场价格大幅波动的几率已经很小。
当大林编辑告知“粮食收购、粮食市场、粮食价格有可能在明年全面放开”的消息时，我心中非常激动：早就盼着这一天了，早该有这一天了！
我们也许还记得，20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学者布朗撰写了一篇题为《谁来养活中国？》的文章。当时，从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到学术界、新闻界等，可以说是举国上下，发出一片###声。后来，这种现象被称之为“布朗旋风”。是的，在中国，没有比粮食问题更让各界关注的了。连续几代国家领导人都把粮食问题摆在工作的首位，政府工作报告中首先提及的往往也是粮食问题（本文不打算追溯其缘由）。于是，包括价格支持、财政补贴在内的各种管制政策纷纷出台，也就顺理成章了。但是，管制的结果是损害了农业的发展、农民收入的提高，财政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一言以蔽之，我们为粮食管制政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粮食管制的代价
1996年初，我查核了国内外的相关资料，发现保护政策固然在特定时间下可以获得良好的效果，但若作为长期政策，则是违背经济规律的。因为，第一，这种政策是不具备顺利实施的前提条件的，因为中国的市场化程度不高，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和初级市场经济等并存，农业人口又过多，政策实施的结果只能是越管制越落后；第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