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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影响要大于负面影响”。
正如美国政治学者杜兰（Edwin ）提出的一个原理（后来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发扬光大）那样：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其实，我们不仅要知道可口可乐公司在中国投资所带来的乘数效应，还想知道，可口可乐公司每在中国投入100元，它拿走多少？但是，林毅夫先生没有告诉我们。
现实让我们乐观不起来。正如卢周来先生在《穷人的经济学》（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中所说的：在看到可口可乐公司给中国人带来“福分”的同时，应该看到中国人失去的更长远的“福分”。卢周来先生文中引述的资料显示，可口可乐系列产品占中国饮料市场1/4的份额，占碳酸饮料市场的1/3。这些份额原来可以是中国的，或更多是中国的。
其实，不仅可口可乐公司，其他外资企业在中国采用各种方式排除市场竞争者，追求垄断地位和垄断价格。联合利华公司旗下的和路雪，进入上海冰淇淋市场后，因为竞争不过当地的一家工厂，索性出高价收购了那家工厂，以消灭竞争者。在获得垄断地位后，再以垄断高价在消费者身上把收购成本捞回来。美国百威和法国达能在收购武汉的中德和东啤后，武汉市场啤酒的加权批发价格竟然上升了4倍之多。利用垄断地位赚取垄断利润，是通过损害消费者剩余实现的。
值得庆幸的是，国内的多数企业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并同外资企业展开激烈竞争。2003年夏天，一向势单力薄的中国中小供应商不断揭竿而起，选择向国际超级商家“家乐福”挑战！6月中旬，在上海，包括洽洽、阿明、正林在内的11家知名炒货品牌不堪收费之苦组成“炒货联盟”与家乐福叫板。紧接着，造纸业“半途杀出”，使家乐福再度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尔后，炒货风波“跨”出上海，南京家乐福也遭“###”。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一针见血地指出，“炒货风波”全面爆发的背后实际是中国零售业的过度开放。在大量外来零售资本蜂拥国门改写中国零售游戏规则的同时，其对中国幼稚的民族工业造成的损伤亦初见端倪。郎咸平说：零售业作为唯一的战略性行业，中国若不再重视对该行业的控制，在若干年后将可能面临整个零售行业的失控。据悉，与中国目前状况类似，美国在1936年前后刮起过商业圈地风，连锁超市店大欺厂，向供应商提出种种条件，要求供应商加大折扣、交进场费等等，最终迫使全美中小制造商及经销商联合向联邦法院起诉，从而造就了《鲁宾逊…帕特曼法》（别名《连锁商店价格限制法》）的出台：对有可能垄断市场的商家，不许它向供应商收进场费，不许向供应商要求特殊折扣等不合理费用，对供应商不能采取大小有别的政策。
另外，我对林毅夫、平新乔等先生的研究方法存有疑问。他们的这项研究的理论基础在于利用中国的投入产出表，计算投资可口可乐罐装系统对整个经济的乘数效应。我并不否认乘数效应，相反，也曾经写文章鼓吹。但是，即使是教科书（如我撰写的《新编固定资产投资学》）也会提醒，在实践中运用投资乘数时，要注意前提条件：总需求不足使实际GDP小于潜在GDP；适用于短期情况，短期内经济活动规模由总需求决定；总供给曲线为水平线，总需求上升表现为相同数量产出提升。如果在坐标图上，总供给是一条垂直线，那么需求上升不能导致产出上升，乘数为零。因而，投资乘数发挥作用的程度，还要取决于总供给曲线形状。除以上条件限制外，乘数的作用和大小还与以下三个因素有关：与均衡周期有关（乘数作用往往不是在一年内实现的，因此乘数模型是动态模型）；市场传导机制是否通畅，如中国市场化程度不够，投资乘数的作用要打折扣；政府各种措施的综合影响，如增加开支的同时增加税收，其增加开支的乘数作用就不十分明显。可见，前提条件不完全满足，乘数传导机制存在问题，以及财政政策的其他负效应及人们对财政政策的反应，现实中的乘数没有理论中的那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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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不供应免费午餐（2）
实际上，这项研究课题——“可口可乐罐装系统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说中国引进可口可乐罐装系统将带来天文数字般的产值和就业，恐怕没有考虑国外饮料业的引进对本国饮料业资本和劳动力的挤出效应，也没有考虑投资乘数理论应用的约束条件。
2003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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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为资本家说话？（1）
前提条件不同，得出的结论不同。单纯争论“资本雇佣劳动”或“劳动雇佣资本”，是没有意义的。当然，余斌教授讥讽张维迎为资本家说话，这样的质疑方式也不是学术研究所提倡的。
“资本雇佣劳动”并非新问题，但却是常谈常新的。让我比较关心这个问题的，还是关于新浪网的掌门人王志东的去职风波的评论。当时，几乎所有的人认为，其原因在于“资本”与“劳动”的矛盾问题，“资本的意志”主导着公司的一切。我曾在2002年撰写的《让“外行”领导“内行”》一文中简要讨论过“资本雇佣劳动”这个问题。但是，当我翻阅张维迎先生的《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这部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的时候，我发现有深入讨论“资本雇佣劳动”的必要。
进入正文之前，先交代一下，张先生的观点已经遭到一些学者的批评。如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余斌认为，为什么是资本家雇佣劳动而不是劳动雇佣资本； 这是一个长期困扰西方经济学家及其他西方学者的重要问题。他说：“对于这个问题； 张维迎先生终于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指导下找出了一个能够为西方经济学所接受的答案。这篇牛津大学的博士论文证明； ‘资本雇佣劳动是一种能够保证只有合格的人才会被选做企业家（经营者） 的机制；相反； 如果劳动雇佣资本； 则企业家（经营者）市场上将会被东郭先生所充斥（即是说； 太多的无能之辈将从事经营活动） 。’自然地； 这个答案获得了西方著名大学的最佳论文奖； 成为那里未来的研究生的一个范本。”
余斌教授在该文中讥讽张维迎是为资本家说话，认为张维迎充当了西方资本主义及其经济学阵营的“打手”。但我认为，学术研究最好不要附加过多的价值判断因素，这样不利于做出客观的判断。学术研究不提倡人身攻击。
张维迎先生到底谈了什么？他在《企业家——契约理论》中认为：其一，由于经营决策对企业成败起关键作用，且经营者行为最难监督，所以，企业委托权的最优安排是赋予经营者剩余索取权，使其自己监督自己，从而经营决策人索取剩余成为企业家。其二，资本是一种能提供信号、能表示有关企业家能力的信息，因此，资本的所有者拥有成为企业家的优先权。否则，要获取一个非资本的企业家能力信息，需要付出更大的成本。
“资本的意志”主导着公司的一切，在经济学上，这种说法称为“资本雇佣劳动”。但问题是，在逻辑上我们无法确定到底谁雇佣谁。例如，数年前，我曾经在某公司工作，领导是一位女士。然而，她事必躬亲，把大小事情包揽自己干。即使拟个文，她也亲自捉刀。我们很轻松，领导却忙得叫苦连天，我们却闲得不亦乐乎。由此看来，该领导倒是像被我们所雇佣。这种现象，经济学称为“shirking”，即逃避、偷懒或卸责。张五常先生认为，在存在卸责的情况下，无法确定资本与劳动谁雇佣谁的问题，并列举从前黄河上拉船的纤夫的例子来说明：监工尽管拿着鞭子在后面监督，但是，有的纤夫依然在偷懒。我认为，抛开卸责这个限定条件，即使在一般意义上的公司中，我们同样无法确定谁雇佣谁。假设我应聘到某公司当普通职员，约定每个月工资6000元。从这种现象看，我是雇员，即公司（资本）花费了一定的货币，将我（劳动）雇佣了，为其生产产品或劳务。但是，我们可以反过来思考：我支出了一定的劳动，将资本方雇佣了，为我获得一定的货币。这在逻辑上说得过去。
如果深入分析，我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前提条件，而不是谁雇佣谁的问题。“资本雇佣劳动”的前提条件到底是什么？我认为有两个：分工程度；劳动与资本的力量对比。
很显然，企业是一定历史时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