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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促进民族融和。从当时现实主义政治的角度来看，不用以胡制胡、引胡内迁的办法还能有更好的办法吗？打？汉武帝已经证明了，打是解决不了的。那就只能和？用什么办法和？还是继续送女人？那也只能是维持大体和平，或者说表面和平，其实汉朝的和亲政策只是掩盖了从来没有间断过的匈奴劫掠边境，历史资料早就有过统计，大约每隔10年，北方的游牧民族就会有一次大规模的侵掠，这和北方人口增长需要大量的资源一致，北方的游牧方式养活不了这么多人口，只能采取劫掠的办法，因此，小规模的劫掠几乎年年都有，人口增长到一定程度，资源需求加剧到一定程度，北方游牧民族必然要进行大规模劫掠来解决问题。这和西方需要经常用战争解决市场和原料问题是一回事。李世民本身就是胡人，因此，他十分清楚怎么才能更好地解决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矛盾，那就是允许游牧民族和平地获利，因此，李世民在位时期的北方问题处理得是很不错的，当然，最好的是元朝，清朝还有葛尔丹的问题。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四章 第四次崛起：好皇帝，好班子，造就盛唐时代（6）
但有句话叫“周唐外重内轻，秦魏外轻内重”，这是光绪三十年（1904年）最后一次科举考试恩科会试时候的试题，全名为“周唐外重内轻，秦魏外轻内重，各有得失论”。这场恩科会试的状元刘春霖在答卷中就此论题第一句写道：“天下之患无常处也，惟善谋国者，规天下大势之所趋，揆时度务，有以制其偏倚之端，则不至于变起而不可救。”正所谓水无常形，谁也无法预料到哪一国会在哪一天因为哪一件事而走向灭亡，但总能看到大势的变化趋向，就像预测地震，现在已经能知道哪里是地震多发区，但究竟哪一天会具体在什么地方发生地震就无法预测了。不过统治者可以通过多建坚固的房子和多采取预防措施来减小地震损失，这样也就不至于因此亡国了。
有些大势是很早就能看出来的，杜勒斯在冷战初期就预言说，要把社会主义阵营崩溃的希望寄托在第三四代人的身上，果然，1989年柏林墙倒塌，立国70多年的强大苏联轰然倒塌，而且不是通过猛烈的战争，这在历史上非常罕见。从冷战的铁幕落下到1989年，也正好就是三四代人的时间。
唐帝国的毁灭始于藩镇制度，因为这和周王朝时期的分封建国很类似，实际上都是导致了权力分散，中央政权衰落，而诸侯、藩镇权力得到加强，而秦魏则是相反，是中央集权的盛世时期，秦的郡县制让地方权力变得十分分散而弱小，无力挑战中央。中国的三大矛盾就是农牧矛盾、中央和地方矛盾、官民矛盾，中国的改朝换代也都是因为这三个矛盾，要么被异族征服，要么被割据王侯取代，要么被农民暴动推翻，从周至清都是如此，只不过中国本身在发展，各朝各代也各有不同，所以具体会有所不同，但基本矛盾就是这三个。
藩镇割据看似是唐帝国灭亡的主要原因，安史之乱似乎又证明以胡制胡不可靠，唐明皇改用募兵制，奖励胡人将领创立军功似乎是鼓励了胡人征战，结果最后唐帝国毁于自身的制度，其实不然，以胡制胡早在李世民时期就存在了，但为什么李世民时期没有发生安史之乱呢？因为他治理得好，就像一艘船，进行优良的设计提高安全性是一方面，配上老道的船长是一方面，不是说有了优良的设计和坚固的船体就高枕无忧了，“泰坦尼克”号的沉没就说明，再宏伟坚固的船只如果航行失误也会有毁灭的危险，小心航行才能驶得万年船。
藩镇割据其实不是*，也不在于是否是胡人当统帅，根本原因还是中国内部无法解决的老问题，那就是诸侯割据问题。安史之乱其实不是简单的胡人反叛，安禄山的部队中其本族部队不到一万人，大部分都是汉兵，后来各割据藩镇中，曾经建立政权的沙陀人本族的兵力也不过两三万人，大部分还是汉兵，所以，这并非是汉胡问题，而是地方诸侯争权的老问题。
如果说错，那唐明皇把府兵制改为募兵制应该是个错误，用来戍边的部队以往都是来自府兵，几年一轮换，这样虽然削弱了部队总体的作战力，但对帝国安全的威胁也要小一些，因为士兵轮换会导致将领难以深入控制部队，士兵的家眷都在内地，并不愿意参与反叛，因此反叛难度增大；相反，改为募兵制后，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士兵接收训练的时间长，战术素养提高，但也增强了对将领的忠诚度，将领与士兵更容易融为一体，因此反叛难度大大降低。募兵制应该只能在国家遇到强敌的时候才实行，并且战后立即恢复府兵制。
历史上的选择其实不是往往不能用正确或者错误来定论，绝大多数政策实际上都冥冥之中注定的，也就是唯一的选择，或者说历史那个阶段的必然性，我就觉得，如果没有希特勒，德国仍然会发动二战，甚至没有纳粹党，德国还是会发动二战，因为当时只有战争这一条路可走，只有战争才能解决西方世界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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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第五次崛起：边读宋史边叹息（1）
宋已经不再是一个农业国，而是一个工商业帝国。商业国家有一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这类国家一般都会使用雇佣兵，也许很多人会惊讶——难道宋帝国的军队是雇佣兵吗？不错，正是！宋帝国的繁荣在今天看来都是令人惊羡的——它竟然能养得起一支百万规模的雇佣兵！但这百万雄师屡战屡败。
有钱有兵，但一打就败
为了解决藩镇割据，防止帝国重演“安史之乱”的悲剧，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立国之初就削夺了将军们的兵权，由此，宋帝国变成了一个无壳动物。然而，当将军们都变成了家奴后，帝国也严重削弱了抵御外敌的能力。其实，陈寅恪甚至把中国称为“无兵之国”，中国军队的最大的作用不是用来防卫侵略，而多是用于*内乱。
宋朝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君主与士大夫共天下”的帝国，经过唐帝国多年的科举培养，宋帝国的文官集团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势力集团，因此，宋帝国时期已经形成了皇帝—士大夫模式，国家大事与政策制定均需要皇帝与士大夫们一起研究，而皇帝一般无法*，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权归人主，政出中书”。宋太祖曾经勒石立誓，并将石碑锁置殿中，后世之君需要跪读，上书“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这等于说给士大夫和上书言事之人一道免死金牌，由此也可以看出士大夫文官集团的强大能量。
文人至上也使得人们通常认为，宋帝国是一个软体动物，没有强大的军队，其实不是那么简单，宋帝国有一个优秀的军事制度，军队规模也在百万左右，而且宋帝国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经济帝国，因此军费也可以说充足，战争基础都很不错，但宋帝国确实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窝囊废，这是为什么？
其实，赵匡胤出身自军队，本身也称得上是一位卓越的军事统帅，宋帝国的军队也正是在赵匡胤手里被打造成一支精兵。安史之乱后，唐帝国走向了末路，藩镇势力日渐强大，重演军阀割据的老剧。唐藩镇制度和边疆扩张政策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藩镇军事将领和部队的紧密结合，各藩镇统帅都征召了大量的职业军人，这些职业士兵作战相当勇猛，而且将领也更愿意四处扩张，因此，藩镇制度演绎出优良的职业军队。这时的职业士兵们已经变得非常好战，他们甚至暴躁到了经常更换主帅的地步，在军队中有一批势力很大的“少壮派”。在唐末的军阀混战中，朱温成了一个幸运儿，他的军队也成为最具实力的一支部队，他也因此取代唐帝国，建立了后梁小帝国。
当时，后梁的军队中最精锐的是直属于中央的禁军，这也是朱温鉴于唐帝国因藩镇而灭亡所吸取的教训，他将各藩镇中最精干的士兵和部队调入中央，编组入禁军中，这样中央就有了一支作战实力最强的部队，而藩镇手中的部队则处于二三流水平，因此，藩镇也就不敢轻易挑战中央，同时期的其他各国也相继建立了这种禁军制度。如前所说，新制度会产生新问题，禁军制度的好处是压制了各藩镇，但禁军将领由此成了具有决定权的人物，并且逐渐演变到了罗马帝国那种程度，即皇帝的废立有雇佣兵首领们说了算。而赵匡胤也正是被胡作非为的禁军拥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