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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期的200万受益人——家庭和单身人士——当中，有很多人不如在老的FERA体制下过得好，每个家庭每月的津贴平均是25美元，在某些州（比如阿肯色和密西西比）甚至不超过3到5美元。
然而，有能力就业的人（WPA就是为他们设计的）一般可以让自己的命运变得更好。平均月工资在50～60美元，每周的工作时间很少超过40小时。在哈里？霍普金斯治下，WPA尽可能把其经费中的最大份额分配给工资这一块，指望地方税收供养的公共团体在某项既定的计划上合作，提供大多数生产资料和工具。最后，据评估，后者的贡献占到总成本的四分之一。生产成品属于州、市或县。一个没能力提供配套资金的穷州，比如密西西比州，其收效就不如境况更好的州，它们无法维持学校、游泳池和运动场，还有穷困者的工作岗位。到1941年1月，财政部花了大约100亿美元，在这些年里，WPA为将近800万人提供了就业岗位，占全国所有工人的五分之一，总共养活了2；500到3；000万人。
从一开始，WPA就在极力找出那些被自由企业和公民动议所忽略或推迟的任务。它的成绩单令人印象深刻。它们包括：纽约市4；000万美元的北滩机场，以及全国各地将近600个其他机场，超过50万英里的公路和街道，超过10座桥梁和高架桥。修建或重建了11万个公共图书馆、中小学、礼堂、医院、法院及其他类似的建筑。50万个排污驳引设施和100多万个新厕所，对改善公共卫生的重要性，不亚于WPA所搞的蚊虫控制、排水沟和净化水。在南方，WPA的革新直接带来了伤寒症死亡病例的急剧减少。救灾工作紧跟着1937和1938年显得特别突出的洪水和飓风之后接踵而至。
同样值得注意到是，到1941年1月——在这个时候，WPA养活着1460家托儿所——提供了将近60亿份学校午餐，为贫困儿童和成人缝制了3亿多件衣服。缝纫组构成了WPA女性雇员的大部分，在高峰时期聚集了30～40万人。该机构在教育和文化方面的工作，我们稍后将会讨论，不过在这里可以顺便指出，这一时期新添置了将近8；000万册图书，主要在中小学和公共图书馆。就连最严厉的批评者也承认，WPA极大地增进了美国社区中的便利、卫生和整洁。在一个不那么切实的方面，WPA就业机会平等（不管种族、肤色和宗教信仰）的观念，也对实际民主的传播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随便选择一份两个礼拜的活动记录，就可以让我们看到一幅政府通过WPA影响不同地区（特别是贫困群体）日常生活的略图。在1940年1月的两周时间里，有125万人参与了加入国籍、职业训练、艺术、保育及其他类别的活动；17；000人完成了天花、白喉及其他疾病的免疫接种；25万人接受了内科和牙科的检查和治疗；100多万人出席了2；500场免费音乐会。
起初，普通社群都为WPA欢呼喝彩，视之为一笔十分划算的买卖，在它的阳光下，市政改善就有可能在市政赤字和穷困人群混合体的漫长冬天之后，再一次繁花盛开。“本地纳税人只需支付不到一半的费用”，就能得到新的桥梁、公园、会议厅和公共高尔夫球场，正如米德尔顿出版社的一篇社论所说的那样，这的确是一种讨好。人们多少有点天真地把山姆大叔视为一个与老百姓的钱袋子完全无关的慈善之源。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可靠资金的期望，以及对更大经费的渴望，与老百姓的心里的一些担忧缠斗在一起，他们担心的事情有：官僚作风，对流浪汉的骄纵，以及州权的衰落。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四章 公民及其政府（8）
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WPA长期工的效率往往比不上民营企业反复淘汰所沉淀下来的人力精英。此外，不可避免的寄生虫也使得整个计划容易招致批评。例如，在1937～1938年不景气期间，当WPA从工厂购买了价值1；500万美元的衣物（既是为了给企业注入活力，更是为了分发给失业者）的时候，据报告，有些无权获得救济的人也领到了免费工装裤、衬衫、被褥及其他供应品。
像任何分发恩惠给那些除了选票便一无所有的民众的政府机构一样，WPA也经常被指控收买善意，但WPA对选票往往紧跟利益这一逻辑保持着异乎寻常的警惕，它的高层似乎一直牢牢地捂紧自己的钱包，并保持着干干净净的记录。然而，地方雇员未必总是这么小心。在1938年的选举中，WPA工作人员在宾夕法尼亚、肯塔基和田纳西等州所搞的一些活动，导致了很多不利的关注，以及1939年7月“哈奇法案”的通过，约束联邦政府所任命的官员从事“有害的政治活动”。
在WPA和PWA的注水泵机制下，私人企业一直落在后面。尽管联邦的建筑费用从1925～1929年间的亿美元跃升到了1933～1938年间的亿美元，但在后一时期，私人企业的建筑从未达到过大萧条之前的数字的一半。全国资源计划委员会所资助的一项细心的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联邦公共工程对国民收入和商业活动总量的滋补效果小得令人失望。因此，注水泵机制的经济成果往往证实了这一时期新政批评者们的观点：让新政支持者感到满意的，仅仅是提升了雇员们的士气。
公共工程计划当然并不完美，其设计也不尽合理。像老百姓自己一样，行政部门也不愿意承认救济已经成了一个长期问题。计划中很多的权宜特征，以及它的关于联邦义务的优柔寡断的理论，就源自于这种乐观主义。事后看来，WPA花钱大手大脚，应对紧急救济灵活迅速，按说应该在花钱谨慎、把联邦政府与私营企业捆绑在一起的PWA之前出现。然而实际上，马车却出现在马之前。
1936年的竞选使整个新政在政府的观念中处于显要位置。的确，行政部门的活动似乎因为其规模和多样性，而提供了一个容易受到攻击的靶子。在这里，也就是山姆大叔不断为下面这些活动融资：商品的购买和出售，航运和铁路的运作，管理通货和试图控制价格，生产和销售电力，销毁和储藏农产品，教农民如何耕田种地，监管学校儿童的饮食，排干沼泽，买卖不动产，赞助文学、戏剧、艺术和民间舞蹈，而且，一直在画赤字财政这个不断扩大的圆圈。反对派把他们的枪口转向了新政的家长式作风，其集中的权力和垄断的形成，阶级对抗的结盟，以及向“神意政府”漂移，这样的政府，可以在晚期阶段的俄国、德国和意大利看到。在政府充当监管者的体制之下，总是潜伏着这样的危险：当做“公共利益”来夸耀的东西，实际上会变成一个集团的利益——如果不是实业家、银行家或退伍老兵的利益，那么便是农民、工会劳工或者一大帮无用之辈的利益。
米德尔顿出版社的编辑打磨了那句古老的格言：“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愿意苦干并节俭，善用他的空闲时间，他就能够登上顶峰。这就是美国的方式，它在今天就像过去一样正确。”嗅到了复兴的春天气息，很多上了年纪的美国人便本能地转向了自力更生这株老树根。这些人说，从来就没有人“通过每周工作40个小时”登上顶峰。戴尔？卡耐基的《如何赢得朋友、影响他人》（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出版于1936年，注定要成为非小说类的畅销书，到最后共卖出了300万册，它来得就像一缕给人带来灵感的推销术的微风，这股风从蒂莫西？谢伊？阿瑟和奥里森？斯韦特？马登吹起，一直吹了很多年。而且，在这一年，美国制造商协会资助了一系列电影短片，批驳各种“主义”和做琐碎之事的不断增长的成本，拒绝承认机器消灭的工作岗位比它创造的就业机会更多，尤其是提升《宪法》的威信。
在克里夫兰市开会的共和党领袖们在参议员阿瑟？H。
第四章 公民及其政府（9）
范登堡的话里发现了他们的团结纽带：“我只属于一个集团，它只有一句口号——阻止罗斯福。”然而，这一政纲透露出了对新政服务型政府的观念所作出的重大让步。尽管它把“我国人民的活力、自立和品格”看做是经济安全的防波堤，但共和党也承认，社会有责任“对非自愿失业和老年人的依靠提供某种保护措施，以此促进人民的保障”，并要求联邦政府为各州养老金的制度和配套资金制定标准。此外，“必须为贫困者提供生活必需品”，尽管公共工程与救济、政治与救济已经更清晰地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