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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中提炼的乙醇）的生产、分销和应用的进一步发展，全球由化石燃料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将会大幅度下降。现在，瑞典的所有主要汽车制造商都提供乙醇动力的轿车或卡车，其中也包括斯堪尼亚公司（Scania），欧洲最大的大型卡车制造商。
这些统计数字和公告的背后是一个永恒的故事，历史学家称之为“基础创新”（basic innovation）。基础创新是技术和组织的基础变革，它创造新的行业，转变原有行业，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重塑社会。基础创新的例子包括：电力、汽车、商业航空、数字计算和最近的互联网。基础创新不只涉及单一的新技术，而是聚合了一系列的新发明、新实践、新分销网络、新业务和新商务模式，它能改变个人和组织的思想方式。
学会生活在工业时代泡沫之外，特别是应对80…20挑战，都需要基础创新能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发生。这就是我们下面要讲的故事如此重要的原因之一。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通过确切地了解瑞典如何能够引领“没有化石燃料”的未来，我们也可以从内部见证基础创新的历程。
得知瑞典的成就之后，你也许会设想，这种规模的变革是出自政府的大力推动……成千上万的人员、庞大的财政补贴、持续多年的高额投入支持的研发。然而，实际情况是，多年以来根本没有这样的支持，政府方面的没有，其他方面的也没有。恰恰相反，这一切都源于一小批人的承诺投入和行动勇气，他们决心要找到其他那些有着共同愿望的人，于是，无数的地区性网络就这样悄然发展起来了。
许多基础创新在开始的时候，也都如此：似乎是一种分隔、离散的状态。正因为创新所需要的巨大变革根本无法提前预知，所以看上去似乎令人畏惧、无法实现。催化变革的往往是为数不多的一些人，他们既能看到更大的模式演化的可能，又能注重一小步、一小步的增长势头。汽车工业、商业航空运输和个人电脑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虽然，涉足其中的那些人完全无法预先知道他们可能成就什么，但是他们被萧伯纳所说的一种“宏大的目标”拖了进去。上世纪90年代初，瑞典的佩尔·卡斯泰德（Per Carstedt）就是这样一位。
从巴西到瑞典
佩尔·卡斯泰德拥有瑞典北部一家大型福特汽车经销公司，这是桩家族生意，最初由他的父亲创建。佩尔·卡斯泰德在巴西住过几年，1992年的时候他参加了里约热内卢大会，那是第一次全球环境高峰论坛。从那之后，他发现自己“沉浸”于他所谓的“大局问题”之中，不能自拔。
“我开始大量地、狼吞虎咽般地读书，没过多久，我就意识到，我们在这条路上不能再继续走下去了，完全不可能了。人类在这个星球上存在了大约20万年。最初的19万年，我们只是猎人和采集者。后来的1万年，我们成了种植者。然后，到了150年前，人类人口和活动的数量就发生了不可思议的爆炸性发展，起因就是可以获得廉价的能源。1900年，地球上的人口大约有15亿，到了1950年增长到25亿，2000年增加到了60亿，现在，已经是65亿了。要想理解这么快、这么大的变化带来的影响，几乎不可能。”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5章 不可怀疑一个人和一小撮同谋者的作为（2）
其实，不需要拥有博士学位也可以思考这些大系统的问题，佩尔·卡斯泰德就是个活生生的证明。他回到瑞典后开始提问……也是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能提出的问题，只要我们学会不时地“退后一步站”，思考一下那些我们置身其中的更大的现实，思考一下那些主导力量正把我们推向哪里。而在思考这些问题的同时，我们常常会有一种感觉，要改变一家公司、一个行业或者一个国家，我们几乎什么都做不了。正是这种感受，阻碍了我们提出问题。不幸的是，这种宿命的感受会很容易成为“自证预言”。
卡斯泰德看到了这些历史性变革，并发现自己已深陷其中，这驱使他不断提出一些“大局问题”。虽然，对于这些问题会把自己引向哪里，他一点儿也没有头绪。书读得越多、与朋友聊得越多，他就在那些不同的问题之间发现了更多的联系，也更清楚地看到，必要的变革必须以什么样的范围和规模发生。“但是，我问自己，一个人能做点儿什么呢？”
答案还是来了。一家基金会与卡斯泰德联系，请他帮助把乙醇动力汽车推入瑞典市场。“我在巴西就开过乙醇动力车。对我来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大家都说，乙醇汽车在瑞典没法推行。天气太冷了，汽车根本没法发动。再说，也没有添加乙醇燃料的地方。这个主意在瑞典没有市场。对此，全欧洲没有一家公司有一点儿概念，包括福特在内。”
卡斯泰德到处打听，终于在底特律找到了福特公司的一位经理，他主管着一个称做“弹性燃料”（flexi…fuel）的小项目，负责生产可以使用乙醇、汽油，或乙醇和汽油任意比例混合物作为燃料的轿车。“这位经理的太太恰好曾在瑞典做过交流学生，他也喜欢这个国家。他把我当做潜在的盟友，1995年帮助我们买了三辆车。福特公司本身没有这类项目，对我们在做的事情也一无所知。”
卡斯泰德当时觉得，弄几辆车到瑞典就万事大吉了。“大家会看到车跑得挺好，这就会创造出需求，这又会让福特公司增加进口。但是，我错了。事情完全不是这样。”
当卡斯泰德发现三辆车还不足以“唤醒”市场，他就与福特公司谈判，购买了300辆“金牛座”（Taurus）“弹性燃料”轿车。“金牛座”的车身比起瑞典人喜欢的车型要大，但是没有其他选择。这是福特公司仅有的“弹性燃料”轿车，而卡斯泰德则需要达到市场“临界数量”，才能实现他的真正目标……让人们对“欧洲制造的弹性燃料轿车”这个概念感兴趣。
卡斯泰德谈过的所有汽车制造商都表现得犹豫不决，还拿出报告说，市场调查确认这种车根本没有市场。卡斯泰德和他的来自“瑞典乙醇开发基金会”（后来改称“生物酒精燃料基金会”）的同事，没有因此而气馁，而是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跑了4年，最终形成了一个包括社区、公司和个人在内的联合体，大家共同承诺购买3 000辆乙醇动力轿车。1
在卡斯泰德的心目中，他“只是在做‘从逻辑上说’应该做的下一步工作”，但是，他也恰恰是在做一个创业者自然会做的事。他没有费工夫和制造商探讨有没有市场，也没有组织更多的市场调查或者学术讨论会，而是安排了一个实地测试。在这个过程中，他也不断地激发其他人参与，主要是地方政府官员。大家一起形成了动力，推动实现他的想法。没过多久，“生物酒精燃料基金会”就开始与几十个组织与个人一起共同工作了。
第5章 不可怀疑一个人和一小撮同谋者的作为（3）
有车没“油”怎么办？
但是，进口了乙醇动力的汽车，却没有地方加乙醇，这又有什么用呢？“这真是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卡斯泰德说，“我们没有车，是因为没有乙醇站；我们没有乙醇站，又是因为没有车。”所以，就像他碰到其他问题的时候一样，“这是因为我们才刚刚开始。”
到卡斯泰德和他的同事们进口了第一批50辆福特车的时候，他已经设法说服了两家加油站，安装为汽车添加乙醇的装置，一家在他家所在的奥斯可尔德斯维克地区，另一家在斯德哥尔摩。为了进一步扩大乙醇站的数量，为他们计划进口的成百上千辆车提供服务，卡斯泰德和他的“生物酒精燃料基金会”的同事们开始了一项大规模的“劝说运动”，逐家走访零售商，其后往往还要提供财务安排，并自己安装乙醇泵。
“到了2002年，我们在全国就有了40家乙醇站。2004年6月，第100家乙醇站开业。我记得，前50家正式开业的时候我都在场。”卡斯泰德大笑着说。所幸的是，他的出场在这之后就没有必要了。乙醇站的数量在2005年翻了一番，在2006年又翻了一番。到2007年8月，达到了1 000家，这个数量是瑞典加油站总数的25％。卡斯泰德说：“前100家花了10年的时间，而现在，我们每3个月就增加100家。”
在增加乙醇站的同时，卡斯泰德与他的同事们一起，也在开展乙醇供应的研究，了解采购乙醇的不同选择，既包括短期选择，也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