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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与荒诞的生铁轶事（5）
或许是因为他后来被劳工领袖有效地“妖魔化”，或者是由于他令人厌恶的个人风格，经常被人们忘却的是，在泰勒的咨询师和委托人圈子之外，泰勒在初期最热情的支持者竟然是当时进步主义运动的明星。因为英勇地写过对约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的抨击性调查报道而马上名声鹊起的“扒粪”记者艾达·塔贝尔宣称：“在美国工业史上，在促进真诚合作、构建更正义的人际关系方面，没有人能做出比泰勒更大的贡献。”“他是我们这个时代中，极少数有创造性的天才之一。”《新共和》杂志的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称赞泰勒主义（Taylori*）是一种改良社会的有效手段。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要求国会正视“国家效率这一问题”。著名改革家莫里斯·库克（Morris ）在教育领域散播科学管理思想，并声称，“基督教的愿景与*梦想”都不会充分实现，直至“科学管理的原则渗透至劳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1910年，泰勒终于登上了全国性报纸的头版。那时，刘易斯·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一位积极投身政治活动的律师，参与了一项针对数家铁路公司的司法诉讼案。铁路公司请求政府准许他们大幅度提高货物运价，布兰代斯代表消费者一方与其展开斗争。在与泰勒和他的几位门徒会谈之后，布兰代斯断定，科学管理之父“的确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不仅仅在智力方面，还在于他的品格。”布兰代斯决定将反对涨价的理由确定为：通过采用泰勒的科学管理方法，铁路公司便可以得到他们垂涎的金钱（1天100万美元，他断言）。转瞬之间，科学管理成为全国性话题。1天100万美元！报纸头版发出这样的尖叫。
1911年，为了满足公众对于科学管理日益增长的好奇心，泰勒和他的一众门徒仓促地赶制出《科学管理原则》一书——基本上是他在栗子山家中的谈话内容，只是将泰勒引用工人们的一些粗俗语言剔除掉了。此书盛行一时。阿尔伯特·哈伯德（Elbert Hubbard）等自学成才的大师们立即采纳了这种追求效率的学说，并且说明它怎样应用于私人生活。
在法国、德国以及日本，政客们和工商界领导人手捧泰勒书籍的译本认真阅读，仿佛这本书就是强国之路上熠熠生辉的指示牌。饶有趣味的是，科学管理最热情的支持者中有一些人实际上是共产主义者。1918年，列宁在《真理报》上宣称，“我们必须在俄国安排针对泰勒科学管理思想的学习和传授工作，进行系统地试验，使其适用于我们的目的。”苏联的五年计划——无疑，这是对管理的终极挑战，正是直接从泰勒最成功的门徒之一亨利·甘特 （Henry L Gantt）的著作中汲取了灵感。
泰勒掀起的这股追求效率的风潮，在弗兰克·吉尔布勒斯（Frank Gilbreth）的生活和工作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此人是泰勒的早期崇拜者之一，曾经在砌砖工作上有过突破性的科学发现。吉尔布勒斯的工作受到《科学管理原则》一书热情洋溢的称赞。他和他的太太莉莲·吉尔布勒斯（Lillian Gilbreth，工业心理学的创始人），决定按照泰勒的原则抚养他们俩的12位子女，以此报答泰勒的知遇之恩。他们的2位子女在小说《儿女一箩筐》（Cheaper By The Dozen）中，以令人陶醉的笔触记录下了这种抚育方式的成果（这本小说后来还被改编成电影，而且不止一部）。在此书中，读者可以了解父亲为了用最富效率的方式抚养子女，而采用的种种不同的策略，例如，用一种特别的哨声召集紧急家庭会议；采用心理试验的方式赠送礼物等。对烦恼不断的父母们来说，这本书也提供了一些自助性的方法，例如，爸爸发现，双手使用剃刀刮胡子，可以将早上修整仪容的时间缩短44秒。然而，他最终放弃了这种方式，因为经过计算之后发现，要包扎由此导致的脸上的伤口又添加了整整2分钟。
泰勒与荒诞的生铁轶事（6）
事实证明，两位在1908年5月第一次去栗子山“朝圣”的人士，成为泰勒科学管理思想最重要的听众中的代表性人物。已经是泰勒拥趸的*·萨宾（Wallace Sabine），时任哈佛大学新成立的应用科学研究生院院长。同他一道去的是艾德文·盖伊（Edwin Gay），这位瘦长结实、精力充沛的经济学教授，刚刚接受建立哈佛大学商学院之责——这将是美国专门面向研究生的第一所这样的学院。泰勒所讲述的生铁故事以及其他有关科学管理的言论，似乎正是这两位哈佛人想要听到的东西。
哈佛和其他大学对于商业教育学科的浓厚兴趣，是19世纪最后几十年大规模工业化和企业合并浪潮必然导致的一种后果。创建了巨型新企业的“强盗式资本家”们——例如，一向以无知为傲的铁路巨头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自学成才的钢铁巨人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可以对学术研究嗤之以鼻（正如泰勒自己起初的态度一样）。但是，他们建立的大型组织却没有这种资本。在一家大型公司中，成功不只是依靠鼓风炉冒出大量烟尘就可获取。商业是一种带有官僚制度特点的职业，就如同所有的此类职业，它不可避免地显露出一种对于头衔和学位的偏好。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类似哈佛这样的大学正在争论是否有必要为外交官和公务员设立专门的学位。
这就自然而然地引发出这样一个问题：应不应该设立一种专门的商业管理学位为学生的职业生涯做好准备？美国大学，多少有点受到普鲁士建立培养军国主义国家管理者学校的启发，着手进行一项试验（据称，这项试验至今还未得出结论）。1881年，约瑟夫·沃顿（Joseph Wharton）提供资金，筹建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沃顿学院，这是美国大学中的第一所商学院。1900年，达特茅斯（Dartmouth）紧随其后，建立了艾摩塔克商学院。在随后的20年中，又有十几所大学加入了这一阵营。
然而，到了1908年，商学院试验的前景看起来一片黑暗。哈佛大学在没有解决好传授内容的情况下，就决定提供MBA学位，这绝对是一个恶劣的兆头。一方面，学校当局十分厌恶在校园内创建一所庸俗的职业学校的想法，打起了退堂鼓；另一方面，工商界认为这种花哨的学位并无存在的必要，盖伊深陷其中，进退维谷。“我不断被商人们告知，我们没有能力传授为商之道，”在一封给经济学家同僚的信中，盖伊恼怒地写道。带着这种对于商学院课程的迫切需要，他来到了栗子山。
就座在泰勒家的壁炉旁，盖伊听到了他梦寐以求的答案，“我确信，在商业技能中，存在着一种科学的方法，这种方法是商业的根基，”盖伊后来对他的经济学家朋友这样说道：“这种科学方法目前几乎不存在……但是，我很高兴送你一篇泰勒先生撰写的文章。”科学管理思想是一种理想的结合体，它不仅可以带来学术上的声望—毕竟，它是一门科学，而且还可以提供职业满足感，它似乎传授的是实用性技能，比如如何管理生铁生意。
在一番甜言蜜语之后（泰勒本就是一名哈佛大学的辍学生，他也曾经认为学习花哨的学位毫无用处），科学管理之父终于被说服支持一项计划，即将他的著作作为MBA教育第一年的课程。在1909—1914年期间，泰勒每年冬天都会造访哈佛所在地坎布里奇，向学生开设一系列讲座，这些演说的美中不足之处是，泰勒总是不合时宜地抛出几句咒骂的语言。使多为进步主义分子的哈佛人激动不已的，不仅仅是泰勒的科学思想，还在于其中所蕴含的社会讯息。盖伊的同事萨宾给泰勒写了一封恭贺信，认为泰勒“所追寻的，正是一个重大社会学问题唯一理性的解决之道。”
在达特茅斯的艾摩塔克商学院，哈罗·佩尔森声称，泰勒主义是“唯一一种条理清楚、符合逻辑的管理体系，因此是一门可以传授的科学。”1911年，佩尔森组织召开了世界上第一次科学管理研讨会，并成为“泰勒协会”的主席。
1913年，盖伊邀请泰勒加入哈佛商学院教职员行列。泰勒接收这份邀请的可能性，就如同罗马教皇接受红衣主教莽撞的杯酒之约的可能性一样，微乎其微。“我正在费城管理的这所散播科学管理思想的学府，要比阁下位于坎布里奇的学校大得多，”他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