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蒋介石在电文中表示：“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这简直就是一篇和平赞美诗。
不仅如此，对于最初关于受降方法的“一日三令”，蒋介石也给出了合理的“说法”，说那是“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还说“朱总司令如为一爱国爱民之将领，只有严守纪律，恪遵军令，完成我抗战建国之使命”等，如此连篇累牍，理由冠冕堂皇。
更何况，斯大林还在那里为老蒋“给力”，不依不饶、软硬兼施。
毛泽东沉吟了好几天，8月22日发出派周恩来“前来晋谒”一电的同时，高调接见周励武和罗伯伦参谋，把发往重庆的电报内容一五一十通报给他们。
周、罗二人连续几天紧张得一塌糊涂，在延安大街小巷四处打探毛泽东的真实意向。结果，所有消息都表明：毛泽东不可能去重庆。于是，重庆得到的全部密报都是：毛无意赴渝谈判。蒋介石听了后表面上皱起眉头，实际心里舒服啊，这正是他想要得到的情报。和谈成为公开的幌子，他哪有半点儿时间去作和谈准备，只一门心思忙于调兵遣将，抢夺各大城市及战略要地。
中共中央有关谈判的各项准备工作，可谓紧锣密鼓，所有和谈文案都在日夜突击精拟之中。各项战略方针也在不知不觉地贯彻落实。就在8月22日这一天，毛泽东还发布了《关于改变战略方针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的指示》，要求所属各部队，把夺取小城市和广大农村作为重点。在这份引人注目的文件中，他第一次响亮地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这才是时局中的大是大非，是社会良知的聚焦点和历史发展的主动脉。毛泽东在抓不到“权”的时候，必须抓到“理”，因为“理”总是活在绝大多数人心中的东西。毛泽东永远信奉人民创造历史，而不是那些不可一世的权贵。
第二章 戡乱与解放（5）
延安委曲求全严阵以待，重庆财大气粗忘乎所以
1945年8月23日，毛泽东在延安枣园郑重召开大约50人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判断当前国际国内政治军事形势。经过反复考虑，他已胸有成竹——亲自到重庆“会一会老蒋”的决策铁板钉钉。为“妥当”起见，拟派周恩来先行一步。毛泽东把自己的想法一说，会场立刻再起波澜，核心依然是“为主席的安全担心”，有人甚至上纲上线，提到政治高度，坚决反对毛泽东冒险，如果毛自己执意要去，那是“对党的事业不负责任”。
毛泽东内紧外松，显得很洒脱。他是把握政治脉搏的高手。试想，在几乎全世界舆论焦点密切注视之下，蒋介石怎么可能愚蠢到对赤手空拳的他用手段呢？就是斯大林不表那个态，承诺美苏负责他的安全，毛泽东也料他蒋介石不敢（但事实上这个判断还是有误差的，老蒋在最后谈不通的情况下，确实也动了“惩治”毛泽东的念头，但终究未成事实）。所以，毛泽东当时敢于大度地告诉大家：“我们是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虽然判断没有大的问题，但毛泽东还是准备遇到最大的困难并可能有的让步。他像往常激动的时候那样，挥动着硕大的手掌表示，所有个人的冒险，就是希望能通过谈判这一步，先建立资产阶级领导又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然后再实现新民主主义制度。
显然，这是在委曲求全，基本上接受了苏联“老大哥”斯大林的思路。
以毛泽东在党内的威望及他在历次紧要关头力挽狂澜的事实，人们没有理由不相信他的这番高论，没有理由不为他描绘的未来蓝图所鼓舞。大家纷纷表示中国人的事还是中国人自己解决为好，美军不登陆、苏军不入关对中国人民有利。至于新的形势下中共力量的发展，是完全可以放下包袱信心十足的。有人在会前会后还作出一系列和平畅想，诸如蒋介石返回南京，中共中央也应迁都，要么并入南京，要么拉开一点儿距离，在各方面条件均比较优秀的苏北根据地的重镇淮阴等。朱德考虑得更为长远，连将来的民主选举运动都想到了，认为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对中共有利，并且幽默地说：“让蒋介石当总统，我们当副总统吧。”
毛泽东从来“不打无准备之战”。他建议在去重庆的这段时间，由刘少奇代理自己的职务，建议书记处增补陈云、彭真二人，以便毛泽东、周恩来不在书记处时，仍保持有五个人在位，能够开得起会。最重要的还是掌握部队，第二天，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陈赓、薄一波、肖劲光同时离开延安，奔赴部队，各就各位，作好战斗准备。这种严阵以待的态度，自然在延安营造出“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气氛。毛泽东“壮士赴死”的英雄气概，再次感动了红色根据地的人民和全军官兵，高级将领们个个立誓、人人表态，迅速地形成了决战前的政治基调。这是毛泽东所需要的精神状态。
就在这一天，8月23日，蒋介石第三次致电延安，又一次心怀叵测地敦促毛泽东及早成行。毛泽东依旧不急不忙拖了一天，到8月24日才极为亲切地回过一份电报去：“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
第二章 戡乱与解放（6）
1945年8月26日，毛泽东亲笔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通知》，提出去重庆谈判存在两种可能：第一，蒋介石在内外压力下有条件地承认中共地位，共产党也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地位，于是两党（加民盟）合作，国家进入和平发展新阶段；第二，国民党发动内战，在全中国和全世界面前“输理”，那么，“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
这才是一份真正的中共内部情报，而与蒋介石此前从派驻延安的“联络参谋”那里所接到的“秘密情报”截然相反的是，他始终断定毛泽东不会真正到重庆来。老蒋当然相信戴笠手下的那帮人，故而在重庆一片焦虑的声浪中，他仍然保持着冷冷的淡定，总是说：“不要慌，我心里有数……”
在获取延安可靠消息方面，蒋介石是下了大力气的，明的暗的用了不知多少手段。还是在1943年，两个“训练有素”的国民党军官就骑着毛驴来到延安。他们一个是军令部新任命的驻第十八集团军联络参谋徐佛观，另一个是驻贺龙一二○师的联络参谋郭仲容。延安给了这两位“高参”很高的礼遇，毛泽东、朱德、叶剑英隔三岔五接见宴请，连中共的延安整风文件，徐佛观和郭仲容也照看不误，而且是每份必读，认真仔细地研究，随时向重庆报告最新动态。
在国民党军统的圈子里面，出入延安无疑是最值得炫耀的经历。因而徐佛观每次只要有回重庆述职的机会，都要被戴笠请到军统局讲课传经。可是，延安毕竟是个“大染缸”，驻在那里时间长了终究有危险，老蒋不放心，戴笠放不下，徐、郭二人也觉得苦不堪言，所以很快又被周励武和罗伯伦取代。
周励武这个人急于往上爬，到了延安就功名心切，一心想搞到中共有价值的情报，好去戴笠那里邀功请赏。于是，他不久就盯上了延安交际处一个叫王荣棠的服务员。小王年纪不大，长得嫩嫩的，周励武就想用个小计谋去引诱他，外出时故意把一枚金戒指丢在地上，试图等王荣棠财迷心窍捡到手就能抓住把柄。可周励武哪里知道，王荣棠是经过严格训练而又久经沙场的中共“老”边保人员，一眼就识破了他的那点小伎俩，二话不说，向组织汇报。周励武不甘心，又盯上奉命来照顾他们生活的延安师范女生关淑珍，自然也以失败而告终。
事实上，国民党军联络官从踏入延安的那一刻起，就被高度控制起来，只是他们并不自知。他们偷偷发出的每一份电报，还没等到老蒋圈阅，就已放在毛泽东的办公桌上了。这虽说是重庆谈判成败毁誉的插曲，但却也是正题。
国共之间还在温情脉脉的文电展演期间，迷雾中的山雨欲来，实际已徐徐拉开帷幕。所谓“谈判”，不过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明牌”。按照毛泽东的话说——“这是玻璃瓶子里面押宝”！
打“明牌”的双方所不同的是，延安中共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