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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金融危机已经结束，经济衰退也已在两年前被官方宣告结束，但是，由于大量失业和房价剧烈下跌，债务问题仍在持续——目前，欧盟的债务问题十分严重。这些问题似乎是衰退结束以来妨碍美国经济迅速增长的主要因素。长期以来，由于美国人相信他们的住房和股票的价格的增长足以代替真实现金储蓄，因此他们一直乐于增加借贷减少储蓄。然而这些增长已经消失，许多人开始担心他们是否还能保住自己的工作和住房，于是他们已经开始减少借贷增加储蓄。由于在债务、失业和房产行业等方面的问题仍持续存在——可能还有他们担忧自己的现有资产遭受额外损失，最终不得不报告他们现在还未〃认识到〃的损失——因此放贷者更加不愿放贷。低水平的借款/贷款导致了支出和经济增长变得迟缓。
我当然不是在鼓吹资本价值的全面消灭——也不是在鼓吹其他任何意图使资本主义运行得更好的政策；我并不赞成资本主义制度。然而，资本价值的消灭似乎的确是我所概括的系统性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案——如果它没有导致革命或资本主义制度崩溃的话。企业和个人破产、银行倒闭和资产减值损失的大规模浪潮将解决高悬的债务问题。新业主能够在不接手其债务的情况下以大甩卖的价格接管企业。这将提高潜在的利
润率，从而为新一轮繁荣创造条件。如果没有发生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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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经济将继续相对停滞，并易于发生危机。
传统左派观点
本书不是我原计划要写的。2009年初，我开始进行经验研究，它最终成为本书的核心内容，但那时我头脑中有另外一个十分有限的目标。然而不久我发现了一些东西，促使我深入挖掘并扩展了我的研究范围。
要理解我逐渐认识到的这些东西的重要性，需要通晓在美国近期经济史以及它同最近这场危机与衰退的关系这一问题上左派的传统见解。下面是传统观点的一个简要概括。（在本书后面，我会引用多位作者并提供引文）
根据传统见解，利润率的下降始自〃二战〃后经济繁荣的早期，并经历了1970年代和1980年代初期的经济低迷。但到那时，经济政策已经转向〃新自由主义〃（自由市场），这导致工人所受剥削的提高。因此，美国工人的（经通胀调整的）实际工资与几十年前相比没有提高，因而他们的收入份额出现了下降。剥削的提高导致了利润率的大幅回升。通常情况下这也会引起积累率的上升，但这一次却没有。
传统观点把积累率没有回升归咎于经济的〃金融化〃。这种观点认为，作为新自由主义的另一个组成部分，金融化诱使企业把较大份额的利润投资于金融工具，而投资于能够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生产性资本资产（工厂、机器等）的利润份额较少。其结果是，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增长比〃二战〃后前几十年弱。这一因素，再加上新增的借款——它使劳动人民能够在其收入份额下滑的情况下维持其原有生活水准，已经带来了长期债务问题。这些债务问题与其他同样源自金融化的现象，被认为是最近这场经济危机和衰退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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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关于近期经济史的这种解释没什么特别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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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我确信传统见解的支持者们错误衡量了利润率。但那时我还没有理由确认他们的测量高估而不是低估了盈利能力的提高。那时我也不怀疑他们的其他经验断言是基于事实的。然而，在我的研究过程中，我发现：
1980年代初期以后，美国公司的利润率没有出现持续恢复。自1980年代初以来，美国公司的税前利润率一直趋势不明，基于更加广义的利润概念——它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更为近似——的利润率则持续下降。
新自由主义与金融化并没有导致美国公司降低投资于生产的利润份额。与1947—1980年期间相比，在1981年至2001年期间，他们把较大份额的利润投入到生产性投资（2001年以后的份额下降是一个统计上的偶然）。相反，利润率的下降解释了积累率的下降。
美国工人得到的实际报酬并没有比几十年前减少。他们的实际报酬是上升的。他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并没有下降。目前这一份额高于它在1960年的水平，并且自1970年以来它一直是稳定的。
这些发现没有损害这样的断言，即债务的长期积累是最近这场危机及其后续问题的根本原因。然而，传统左派观点的所有其他因果断言都失败了。
传统见解暗示最近这场经济危机是一场不可还原的金融的危机。当然，金融危机引发衰退，而且金融业的具体现象（如过度杠杆、高风险抵押贷款等等）都是其重要原因。但我所说的〃不可还原的金融的〃，意指左派传统见解所持有的那种观点，即最近这场危机和衰退最终根源于资本主义的金融化和由金融化带来的宏观经济困境。资本主义生产的持续脆弱性被认为与这些宏观经济困境无关。事实上，按照这种观点来看，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根本不具有脆弱性，这是因为作为衡量其表现的关键标志的利润率在1980年代初期之后得到了大幅恢复。
这一争论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如果危机与衰退的长期原因是不可还原的金融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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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能够通过废除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金融化〃来防止这种危机的再次发生，而没有必要废除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即由〃价值〃或抽象财富无休止的扩张这一目标所驱动的生产体系。这样，被危机提上日程的就不是社会经济体系的根本特征的转变，而是需要这样一些政策，即诸如金融监管、积极的（〃凯恩斯主义的〃）财政货币政策或许还有金融部门的国有化等等政策。2
另一方面，如果利润率的持续下降就如本书所论证的那样是危机与衰退的一个重要的（尽管是间接的）原因，那么这些政策建议就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案了。它们充其量只会推迟下一场危机。人为的政府刺激将带来不可持续的增长，这将使下一场危机爆发时情况变得更加糟糕。除非最终盈利能力得到恢复，或者社会经济体系的根本特征出现变革，否则经济将持续低迷。
本书有何不同
关于最近这场危机和衰退，已有相当多的著作提出了各不相同的左派见解。同绝大多数这些主题的其他著作一样，它们中有许多致力于讨论这些事件的直接原因。如我前面所说，本书与这些著作的不同之处在于本书关注长期的根本条件，这些条件使金融危机能够引发一场尤为深重长久并具有持续后遗症的衰退。
然而有相当数量的其他左派著作也关注于根本原因。它们中的一些——例如福斯特和马格多夫（FosterandMagdoff；2009）、哈维（Harvey；2010）、迪梅尼和莱维（DuménilandLévy，2011）以及麦克纳利（McNally；2011）——提出了前面所讨论的某种版本的传统左派观点。有些著作，例如福斯特—马格多夫和哈维的著作，同样强调了这样一些虚假的事实，即工人在总收入中的份额下降，由它导致的需求匮乏被不断增长的债务所弥补。按照这种观点来看，危机似乎不是资本主义的危机，而是新自由主义和金融化这种特殊类型的资本主义的危机。我不认为这些观点与事实相符合，我相信没有偏见的读者将会发现，本书的经验分析至少对这些观点提出了质疑。
另一方面，来自左派的其他一些著作似乎把危机看做是资本主义的危机，它们反对或部分反对传统观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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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曼（Harman，2009）、罗伯茨（Roberts，2009）、卡尔谢迪（Carchedi，2011）和马蒂克（Mattick，2011）。在这个书单上还可以加上诸如德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