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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到下班，雅子才想起该给何家全的妻子梅舒打个电话。
。 想看书来
阳光下的神话
押解何家全的囚车一路风驰电掣，沿海滨大道穿过鹿港市的闹市区，向位于西北郊的鹿港市看守所驶去。
望着车窗外的繁华街市，何家全心绪难平。
鹿港是座港口城市，位于珠江三角洲的入海口，面临浩渺的南中国海。整座城市依海而建，填海修成的滨海大道似一条飘带环绕着鹿港。
滨海大道两侧一边是林立的高楼大厦，一边是汹涌澎湃的大海。
大道正中有一块巨形怪石盘踞，笔直的大路在此转了一个急弯。这原是海滩上一块硕大的礁石，被鹿港渔民奉若神灵，称作镇海石。填海修路的时候，市政工程指挥部决定炸掉这个路障，听到消息的鹿港人纷纷来到镇海石边焚香敬拜，请求老天恕罪。
事也凑巧，就在埋炸药的当天，一场海啸袭击了鹿港，惊涛拍岸，冲毁了所有的路基。似乎是天意不可违，决策者也犹豫了。
这块镇海石得以保留，而筑路的施工蓝图却不得不更改。
农民是靠天吃饭，渔民则是靠海生存。
鹿港人世世代代以出海打鱼为生。如果说天有不测风云，大海更是瞬息万变。
渔民是最感到命运无常、世事难料的人，他们时时刻刻都要经受考验，应付突变，生命随时都会受到海上风浪的威胁。因而渔民是最信天命的人。
他们一旦投身商海，却发现商海比起真正的大海更险恶。鹿港人做生意都要拜关公，无论开厂开店都首先要给手执大刀的武财神关云长选个风水好的宝位。
何家全落脚鹿港已经十年了。
十年来鹿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何家全却从来没有闲情仔细游览鹿港的市容：
拔地而起的高楼，川流不息的人群，处处彰显这座沿海城市富足的活力。
在鹿港市宽阔的马路上，很少看到国产小轿车，疾驶而过的大都是奔驰、宝马、凌志等高级豪华进口轿车，偶尔还能看到红色的法拉利跑车或是加长的卡迪拉克招摇过市，仿佛是在开世界名车博览会。
鹿港是祖国的南大门，曾几何时“时刻准备打仗”使这里的蕉风椰雨都弥漫着战争硝烟的气味，国家自然也很少在这里投资。
几十年过去了，仗没有打起来，只看到一江之隔的帝国主义殖民地一天一个样，而鹿港却还是工业基础薄弱民生凋敝的小渔村，被人讥为“一个警察管满城，一家邮局通全省”。
鹿港人千方百计逃往香港谋生，“侨乡”的美名就是这个时候打下的基础。鹿港有四十万人，也有四十万华侨散居在外。一九七八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使鹿港获得了再生，“发展才是硬道理”又为这座沿海开放城市打了一针强心剂。外来人口开始向鹿港大量移民，海外和内地的投资也蜂拥进这爿“河中有鱼，田中有米”的富庶之乡。绵长曲折的海岸线给鹿港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大量价廉质优的“水货”以各种形式通过鹿港源源不断涌向内陆，为鹿港赢来了充裕的资金。一时间“银行多过米铺”成为鹿港的新街景。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上海市曾派出一个以市委书记和市长为正副团长的庞大代表团到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珠江三角洲来取经。在鹿港市听取经验介绍时，当时的鹿港市市长是以“遇到绿灯赶快走，遇到红灯绕道走”来概括自己执行中央政策的体会，惹得上海客人忍俊不禁，私下却又连连摇头，表示无从学起。
无论如何，鹿港市的经济是搞上去了。
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大量财富向少数人手里迅速聚集。
有先见之明的鹿港人开始洗脚上田投资办厂，让钱生钱。
何家全以前的老板余世杰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筹办电子厂的。余世杰是土生土长的鹿港人，中学毕业后在当时的鹿港县龙口公社做办事员，他第一次出远门是一九七五年怀揣二百元巨款上北京出差，由于没有开进京介绍信，到石家庄就被赶下了火车，最后还是搭运煤的汽车才混进了北京。
这次的北京之行给余世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看到了中国的幅员辽阔，也使他看到了中国区域之间的巨大差别，北京作为首都的气派让余世杰真正感受到了当时广东的落后。
回到鹿港市，余世杰仿佛一下子成熟了许多，他开始博览群书，把所有过剩的精力都用在学习上。他感觉到自己变了，不像那些把广东以外的地方都称为北方的乡亲，认为全世界最好的地方除了香港，就是自己的家乡鹿港。余世杰渐渐地有了心怀天下的胸襟。
机会终于来了，一年后，鹿港要选送一名青年干部到中央团校学习。余世杰成了非他莫属的唯一最佳人选。
。。
识时务者余世杰（1）
从中央团校归来，余世杰毅然放弃了当龙口公社团委书记的机会。虽然人人都知道，这只不过是个过渡，鹿港县团委书记的职位正对他虚位以待。
可余世杰对官场全然没有兴趣，在政治中心北京学习生活了两年，余世杰的世界观有了根本的改变。
在首都北京，余世杰曾目睹了为欢迎西哈努克亲王访华而举行的盛大迎宾仪式。
长安街上彩旗招展，万民空巷载歌载舞，夹道欢迎。
国宾车队鱼贯驶来，由开道的摩托车队导引，警卫车队护翼，黑色的大红旗轿车一辆接一辆仿佛没有尽头。
车头的国旗猎猎飘舞，好不威风。
余世杰深深感受到泱泱大国的政治威仪。
“不到北京不知道官小”。
当个芝麻官鱼肉乡里威风一时，已不再是他所孜孜以求的。
余世杰再也不会坐井观天了。
通过对天下大势的分析，余世杰敏锐地觉察到，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来临，国家是全心全意要把所有的工作重心都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了。
识时务者为俊杰。
余世杰决定曲线救国，先挣钱，再弄权。
余世杰动员家里人拿出了所有的积蓄，并取得了镇上的支持，开始筹办龙口镇第一家乡镇企业——龙口电子厂。
厂房盖起来了，可生产什么产品还不知道。
正巧，余世杰的一位远房亲戚从香港回乡探亲，带回来一台袖珍半导体收音机，小巧玲珑，音色清晰。跟以前国产的那种又笨又重的电子管收音机有天壤之别。
余世杰把这台小收音机拆开来，照猫画虎，很快就鼓捣出新产品来了。
把产品做出来不是件容易的事，而把产品卖出去则是更不容易的事。
余世杰把所有的资金都投入到生产中，雇了两个凶神恶煞般的“拉长”（生产线的工头）鞭打快牛，一味要工人加班加点，通宵赶工。
余世杰对派业务员人拉肩扛到各地去推销产品的做法不屑一顾，在销售上他有自己的一套独门暗器。
他采用的是“慷慨赠送”的绝招。
余世杰攻克的第一个堡垒居然是军方。
利用他在中央团校的同学关系，余老板打通了总后勤部的路子，向全国两千多个边防哨所每个哨所赠送了一台龙口电子厂生产的收音机。
这在当时是拥军的一个模范典型，总后专门在人民大会堂为龙口电子厂举行了捐赠仪式和新闻发布会，总后的一位主要领导专程出席并发表了讲话，对余世杰和他的龙口电子厂表示感谢。而和这位后来出任军方高层领导的老将军的合影，也被放大后挂在余世杰的办公室，成为余世杰的政治资本之一。
余世杰的第二个赠送对象是各地的老干部活动中心。老干部是最关心国家大事的一个群体，一台袖珍收音机常常是他们晚年排遣寂寞最忠实的伙伴，有时候，甚至比女儿还贴心贴肺。
余世杰深知舆论的重要。接下来，余世杰向各省市的党报大送人情。当年无论在任何地方，记者每天早晨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收听新闻广播。记者的小收音机和军人的手枪一样重要。
余世杰还把触角伸向了体委，那些一大早就起床晨练的运动员最关心的是前一天世界各地的重大赛事。曼谷第一次举办亚运会那一年，余世杰向中国代表体育团的每一位运动员赠送了一台小收音机。
……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
中国人最讲投桃报李，一连串的慷慨的大赠送之后，余世杰便开始坐收渔利了。
余世杰在最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了自己独特的市场网络，他打通了集团购买的通路。
龙口电子厂收到了军方源源不断的大批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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