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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七 范棣VS王巍（1）
范棣：从雪山下来以后，我看了一本书，是一个哈佛大学的教授写的。他一生的40％的时间用在教学上，而60％的时间花在征服各种雪山上。他讲述了一次他自己爬珠穆朗玛峰的经历。
那次，他与六个登山好手试图征服珠峰一侧的一座山峰。他们用了大概一个月的时间爬到了离主峰只有六七百米的地方，准备冲顶。在冲顶行进到一小半的时候，其中的两个人不行了，商量之后，六个人中四个人决定放弃。只剩他和他最好的一个朋友，两个人决定在天黑之前的六个小时里登上主峰并返回基地。终于，他俩成功地登上了主峰。在返回的途中走到一半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并且开始下雪了。如果按正常路径返回，两个人可能无法在天气进一步恶化之前返回基地，于是，这个时候他们就选择了一条捷径。他们在一条很宽的冰崖上行走，而冰崖极有可能随时崩塌。然而，这是唯一的下山的捷径。
两个人一前一后，相隔十来米，非常小心地走着。就在他们快穿过这个冰崖的时候，只听见脚下轰然一声巨响，他们两个人同时本能地向边上奋力一跳。脚下的冰崖塌了。他完全下意识地选择了往右边跳，而他的朋友选择了往左边跳。当时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认为自己一定完了，肯定跳到悬崖里去了。直到他的脚下碰到了坚实的冰面，他才意识到自己逃过了一劫。但是，他跳到了一个很陡的冰坡面上，惯性带着他朝坡下以每小时60英里左右的速度滑去。他是一个受过非常专业的训练的老手，为了减缓速度，同时避免受到伤害，他把身上的冰镐等尖利的东西全都扔掉了，尽量让身子平行着自由滑行。大约滑行了五分钟，与地面产生的强烈摩擦使他后背血肉模糊，当他停下来的时候，已经昏过去了。
当他醒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身上多处流血，浑身血肉模糊，手脚骨折的地方剧痛。凭着自己多年的登山经验，借着星光，在察看了四周的地形后，他知道他错了，他滑到了与大本营相反的山的另一面。再想回去是根本不可能的。而山坡的这一面，他知道根本就没有人。他绝望地在雪地上躺了一会儿，准备就那样死去。突然，心里冒出一个念头，他要爬到一个离山底更近的地方，也许以后有人能发现他。这个时候只有自救了。他努力使自己站起来，忘记了浑身的剧痛，一步一步地向山下走去，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能多走一步就多走一步。他大概走了十个小时，正当精疲力竭、实在没法再向前迈动步伐的时候，他突然听到了不远处有一个孩子的笑声，他说，这是他一辈子听过的最美妙的声音。他一下子就昏了过去。
再次醒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躺在一个房间里的一张床上，一个40多岁的中年妇女在喂他一些汤水之类的东西。那是一个外国人，两个人没法交流。他就努力用手势告诉那个女的说，他要走，要离开这个地方。他伤得很重，第二天再次醒来的时候，他又努力用手语告诉那个妇女，他要离开这个地方，到山的另一边。那个中年妇女渐渐明白了，就准备了一些吃的和喝的，背着他向另一个大的村落走去。每走大约100米，那个妇女就停下来歇一歇。这个妇女背着他整整走了三天，终于到了一个较大的村落。村里有一个医生，看过后，认为他的伤势太重，无法医治，就决定连夜赶紧把他送到一个镇上的医院。他们用马驮着他，走了两天，那个妇女不放心，就跟着马又走了两天，直到把他送到了那个镇上的医院。他不知如何感谢她才好，就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给那个女的。那个妇女摇摇头，什么也不要，就急急忙忙地赶回家去了。
半年后他完全康复了。这次经历改变了他的生活。他开始发奋读书，不久考上了哈佛大学，后来成了哈佛大学的教授。他准备积攒一笔钱，然后捐助给那个村镇。后来他知道，当冰崖崩塌的时候，他的朋友跳到了另一边，那边是悬崖。
他对于生命有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感悟。第一，如果当初他跳的是另一个方向，他就会像他的朋友一样走向死亡。是什么决定他选择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呢？是运气。第二，尽管运气很好，他没有被摔死，但那种情况下，如果没有足够的自救的勇气与信心的话，他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在身体多处骨折、到处流血的情况下，他能坚持一步一步地走十个小时。第三，尽管他有无比的勇气，但是在完全陌生的情况下，能够碰到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落，而且是唯一的村落，碰到那个妇女，完全是偶然，是天意。第四，尽管是天意，但是如果那个妇女没有坚定的信心要救他的话，不可能有那么大的毅力，一个人背着他走上三天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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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七 范棣VS王巍（2）
在他出版这本书的两年之后，他死在了一次雪崩之中。这是他的宿命。
这个故事令我很感动，想起了自救这个题目。企业在出现危机的时候，一定要靠自救；而企业家在企业处于崩溃边缘的时候，也一定要形成自救的战略。
社会缺失一种救助与保护商业利益的制度
王巍：很多企业在崩盘时怨天尤人，不会正视自己，拼命抓最后一根稻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社会缺失一种应付危机和保护商业利益的正常机制。
成熟的市场经济已经提供了许多经验，像美国的存款保护制度，一旦银行破产马上就启动存款保护程序，每个储户可以最高拿到10万块钱，他当然不会闹事。然后进入破产程序，整个处理过程就进入中介机构的安排了。
在中国的状况是，一旦出现崩盘，民营企业只能靠企业家自己，靠一种非商业的方式去寻求救援。如果能量很大，他有可能获得政治救援。企业家本人要有一个强烈的信念，否则就一跑了之。像黑龙江的民营保健品企业哈慈集团，在中央电视台的《对话》栏目里侃侃而谈，最后企业崩盘了，全家移民了。放弃了自己的阵地，那就彻底崩盘。国有企业出问题的情况不同，背后有国家支持，一般不会崩溃。但这也容易使领导人丧失战斗的信念。一家大型国有企业集团出现了头寸困难，本来可以以自己的能力处理危机，但往往急于寻找政治救援，结果整个集团给别人轻易托管了。在处理企业困难问题上，民营企业往往比国有企业更有耐心和办法。
企业存活率低意味着社会财产的浪费
范棣：你这个问题说得很好。国外有一套成形的商业利益的救助制度，比如说企业的破产保护制度。这不但是保护资本的利益，而且也是保护社会的利益。在中国，我们不这么看。救助国有企业，我们说是保护国有资产，也就是保护大众利益，尽管国有资产不等同于大众利益。但是救助民企，可能就没有这么简单，这里可能牵扯到一些责任问题。
但总体上，不管是国企还是民企，一旦企业出事，社会采取的是一种冷漠的、排斥的、扼杀的办法，而不是救助的办法。我不知道为什么广信事件之后，政府以及公众的舆论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要让有问题的企业自生自灭。社会如果没有救助处于危机中的企业的安排，那么就像人类没有医疗治病的安排一样，结果一定是高死亡率。中国企业的平均存活时间是三年多一点的时间，而美国是将近八年。什么意思呢？从银行的角度来说，从理论上说，中国的银行不良资产是美国的两倍，中国的社会资产浪费是美国的两倍。很有意思的一种现象是：美国人在饭店吃饭会把剩下的饭菜都打包带走；而五年以前，绝大部分中国人在饭店吃饭后，会在饭桌上剩一桌子菜，豪气地扬长而去。中国人观念里觉得剩下的东西不好。危机中的企业就像桌子上的剩菜，是倒掉，下次再吃新的，还是留着，下次热一下再吃？中国社会在处理有病的企业的时候，采取的是把剩菜倒掉的做法，社会成本极大，浪费极高。
在这方面，我们研究的企业案例分两种：一种是国内的企业，一种是国外的企业。在中国企业的案例研究中，90％的危机企业或者说是重病企业很难存活。而在美国，大约只有30％的重病企业会真正死掉。
我们研究发现，国外的企业在挽救企业危机或者企业崩溃的时候，在社会保护制度的庇护下，大部分都可以凭借企业自己的能力走出危机，自救成功。世界上目前3000强的大企业相当多数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