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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把矛头指向周恩来。1974年1月18日，毛泽东批准王洪文、江青的要求，由党中央转发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批林批孔”运动遂在全国开展起来。在此后的半年多时间里，江青一伙借“批林批孔”之机，到处煽风点火，批所谓“现代的儒”、“党内的大儒”，露骨地攻击周恩来，影射周恩来1972年以来进行的调整工作是“复辟倒退”、“右倾回潮”。
在这种背景下，1974年2月，四机部第十设计院一位青年写信给江青反映了四机部出国考察组接受“蜗牛”礼品一事，并臆断这是美方对我们的侮辱。江青接到信后如获至宝，驱车到四机部去找这位写信人。她进入四机部机关大院，便对美国人所送蜗牛礼品一事大发雷霆说：“这是美方在污蔑我们，说我们‘爬行’，我们绝不能屈服帝国主义的压力。”她愤怒地指着四机部领导叫道：“蜗牛放在哪里？给我拿来，中央要用它作展览！”“我们要向美国驻京联络处提抗议！”“要把蜗牛退回去！”“这条彩电生产线我们不要了！”她还给那位青年回信说：“我十分赞赏你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站起来了！绝不能再受帝国主义的屈辱！”
四机部党的核心小组，面对江青突如其来的讲话和那位青年的信，感到压力很大，迅即召开了党组扩大会议和全体大会进行传达，会上谴责对方以赠送礼品为名，而“侮辱”中国人民的行为，强烈要求部领导不再从美国引进彩色电视显像管生产技术，并通过外交途径将“蜗牛”退回。随后，大字报一张接一张，大小会谴责声一浪高过一浪，“蜗牛事件”正像一个无形的雪球在京城滚动，越滚越远，越滚越大，眼看就要波及到中央各部门和全国所有涉外单位。明眼人一看就清楚，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江青就是要把“蜗牛事件”作为外事方面的一个突破口，把事件闹大，与批林批孔挂钩，矛头直指周恩来，指责周恩来在处理对外事务时执行了一条投降主义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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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蜗牛事件”（2）
周恩来对江青的所作所为心若明镜。他几次指示外交部就“娲牛事件”认真调查，再作定夺。外交部立即给中国驻美联络处发电，要求调查美国人送蜗牛的用意。当时担任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的是老资格的外交家韩叙。关键时刻，韩叙以他惯有的求实与严谨，向国内发回了一个公正客观的调查结论：蜗牛在美国被视为一种吉祥物，蜗牛造型的工艺品经常被人们作为礼品或陈设品，因此，赠送蜗牛并非含有恶意，而是一种友好的表示。
2月21日，外交部在详尽调查核实的基础上，向国务院写出《关于美国人送“蜗牛”礼品等事的报告》，说明美方送蜗牛并无恶意，反驳了江青的论点，建议不必退回礼品和作外交交涉。
周恩来阅后批示：外交部这一分析和所提处理意见较为正确，拟同意这一报告。在此期间，周恩来还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蜗牛事件”作了研究。会议决定：江青在四机部的讲话不印发，不下达，已印发的立即收回。
至此，由江青制造的、喧嚣一时的“蜗牛事件”遂告平息。
第八章 “风庆轮事件”（1）
远洋事业是国家经济建设的重要领域之一，党和国家领导人从50年代起就十分关心这项工作。1956年，毛泽东就对交通部门提出一个重要任务：我们要发展一二千万吨的海上运输力量。1958年，毛泽东再次提出要建立起“海上铁路”。1963年，周恩来根据当时有利条件，提出在积极发展国内造船工业的同时，也可利用香港中国银行可提供的外汇贷款从国外购买船只，以加快发展我国远洋运输船队。60年代末70年代初，交通部学习大庆石油会战的经验，组织上海造船大会战，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造了9艘万吨级客货轮。与此同时，在1970年全国计划会议期间，周恩来明确指示：在远洋运输方面，要力争在1975年基本改变租用外轮的局面。之后，国家计委制定了一个计划，即：在1972年至1974年三年内利用外汇贷款买船，以加快发展我国的远洋船队。国务院批准了这个计划。
“风庆轮事件”就发生在这个期间。
风庆轮就是当时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9艘万吨轮中的一艘。这艘远洋货轮是由上海江南造船厂为交通部上海远洋运输公司承造的，于1973年完工。随后，在上海远洋分公司的参与下，先后进行了轻载和重载试航，并在1974年春季根据交通部的决定执行了远航欧洲的任务。
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造了万吨级的风庆轮，这本来是件好事。但是，由此引起的政治动荡并最终波及到中央最高领导层则是人们始料未及的。
在风庆轮轻载试航中，上海远洋公司指出，风庆轮主机汽缸套磨损达毫米，质量尚不过关，需要采取改进措施。但是，受“四人帮”控制的上海市公交组却说，交通部的人对国产船百般挑剔刁难，是“崇洋媚外”的典型。
“崇洋媚外”是江青等人攻击周恩来等国务院领导的“常用语”。1973年初，国家计委根据周恩来指示，上报了一份《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提出从国外进口13套大化肥设备、4套石油化工设备、1个烷基苯工厂设备、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武钢米轧机以及透平压缩机、斯贝发动机等，总计43亿美元成套设备和单机。这份报告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后付诸实施。事实证明，这些引进项目，对于加快我国的经济建设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但这一行动却被“四人帮”指责为“崇洋媚外”。
1973年夏天，中共十大在北京举行，王洪文当上了中央副主席，张春桥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江青、姚文元继续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四人帮”气势更盛。在随后筹备四届人大时，他们紧急行动起来，想由他们来组阁。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排除一些障碍，其中最大的障碍就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已经恢复副总理职务的邓小平。而“崇洋媚外”则被“四人帮”认为是向周恩来和邓小平进攻的最为有利的武器。
1974年1月，姚文元到上海收集材料，为发动批林批孔运动做准备。1月17日，在锦江饭店小礼堂召开的上海市总工会常委会上，上海市革委会常委金祖敏说，闵行地区的几家工厂生产任务吃不饱，而北京部里的人却从苏联进口发电设备。有些设备明明可以自己解决，但是喜欢进口，包括电机厂、造船厂出的产品。可见，“最近崇洋媚外思想有所抬头。”上海市革委会主任马天水也说：“有一股进口风。”姚文元听后立即表态说：“在生产问题上，经济领域的斗争是不断的。”并要求给他搞几个材料。
有了姚文元的表态，下面的人就有了胆量。“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人物陈阿大跑到江南造船厂煽动说，你们这个厂是王洪文做过工宣团长的，现在你们求稳怕乱，是倒退。对有些人要敢批敢斗，你不向他进攻，他要向你进攻。经陈阿大点火，江南造船厂的一些人贴出了《远洋公司还是崇洋公司》的大字报。随后，这份大字报被刊登在《文汇报》的内部刊物《文汇情况》上。马天水看后立即批示，要求远洋分公司革委会将全文照抄成大字报，在公司的重要地方张贴出来。同时，还令上海市工交组发上海各船厂职工“一起议论”。之后，工交组又派人到远洋分公司，指责公司领导对大字报不表态，指责交通部和远洋公司“拜倒在洋人脚下”，“靠买船过日子”。在马天水批示后，上海各船厂也纷纷前往上海远洋公司张贴大字报。一时间，公司院内四处贴满了批判“崇洋公司”的大字报。
根据姚文元的指示，金祖敏让江南造船厂写了一个典型材料，题为《从万吨机的制造看造船工业的两条路线斗争》。材料列举了上海机电一局系统的电机、机器制造等行业的例子，重点之一是就风庆轮试航过程中质量问题的分歧。材料攻击交通部执行的是“刘少奇的造船不如买船的路线”。为此，金祖敏于1974年春节写信给姚文元：“遵照毛主席‘洋为中用’的教导，进口一点技术先进的样品、样机，作为借鉴是可以的。而有些可进可不进的设备、原材料，应自力更生，立足于国内。但当前出现一种什么都信赖进口的倾向值得注意。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