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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毛泽东早就见到过王进喜，在1964年他还请王进喜出席过他的生日宴会。听周恩来介绍后他站起来伸出手笑着说：“王进喜我知道，是工人阶级的代表。”王进喜也赶忙伸出自己的双手与毛泽东相握。毛泽东风趣地对王进喜说：“你长得很结实，像个铁人嘛！”这时，正好有一位摄影记者在旁边，按动快门拍下了这历史的瞬间。
这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王进喜与毛泽东的惟一一张握手的照片。
“九大”选举结果公布了，王进喜当选为中央委员。周恩来对他讲：“当了中委就有了责任。大庆地位很重要，回去要抓紧工作，要尽快把工委主要领导干部解放出来。”
1970年4月，“文革”以来的第一次全国石油工作会议在玉门召开，王进喜出席了这次会议。这是他一生中参加的最后一次会议。大会安排王进喜作报告。他精神饱满地讲了自己对全国石油工业发展的设想。他说：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什么也干不成。过去我们说“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今天我们还应当大吼一声，让世界吃惊。我们有7亿人口，如果能生产亿吨石油，就实现了全国每人每年半吨油。我国是富油国，应当有这个志气，有这个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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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非常措施：军管（2）
人们没有想到的是，早已藏在他体内的病魔正在发作。他早就有胃疼的病，会议期间胃疼得突然厉害了，有时疼得豆大的汗珠往下流。玉门医院的大夫给他开设了专门病房，还从酒泉、兰州请来大夫。经过会诊，怀疑是胃里有肿瘤，但不敢确诊。
王进喜很快被送回北京，住进了解放军301医院。经多方会诊，最后诊断为贲门癌。
1970年10月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国庆21周年庆祝活动，王进喜以中央委员的身份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一个半月之后，11月15日，铁人王进喜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王进喜有句名言：“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他47岁英年早逝，真的比普通人少活了20多年！
11月18日下午，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举行了“向王进喜同志告别仪式”。几天以后，周恩来在计委地质局“抓革命促生产会议”上讲话时又一次讲到了铁人王进喜。他说：“说到大庆，我们大家想一想王进喜同志。他的精神值得学习，是全国的一面旗帜，是值得纪念的一个同志！”
第八章 恢复“两论”基本功
虽然实行了军管，但运动对大庆的冲击仍很严重。到1970年一季度，已开发的萨尔图油田和1966年新投产的杏树岗油田生产形势陆续恶化，并发展到很严重的地步。据大庆油田对583口油井的调查，平均单井日产量下降了7％，有61％的油井减产。与此同时，油井含水上升率高达，超过正常速度两倍多。如果这种状况继续发展下去，后果不堪设想。1970年3月18日，周恩来在石油部军管会报送国务院的《关于当前大庆油田主要情况的报告》上批示：“要保护好大庆油田，要加速解放大庆的干部。”并特别强调大庆不要忘本，“要恢复‘两论’起家的基本功”。
在贯彻周恩来这个批示的过程中，大庆油田又恢复了岗位责任制大检查。3月26日，大庆召开了与“文革”以前相连接的第51次岗位责任制检查总结大会。10月，又恢复了由于“文革”而中断的一年一度的油田开发技术座谈会。这年4月，燃化部副部长孙晓峰率领工作组到大庆。为解决地下形势恶化问题，经过研究，决定开展“八四三”会战。到年底，抢建油井682口，注水井190口，全年产量有了回升。从1971年起，恢复了每年一至二次地下情况大调查，加强资料录取和分析研究，使油田调整更有针对性，逐步恢复“两论”起家的基本功。到1973年，地下亏空得到弥补，地下形势恶化的情况得到扭转，油田开发重新走上科学的轨道。1973年，全油田原油产量比1970年增长50％以上。
在大庆油田进行调整的时候，国家能源缺口越来越大，不得不大量烧油。1970年，全国烧油达1075万吨，比1966年的234万吨增加了三倍半。到1975年，烧油已达3000万吨以上。为了适应当时的紧迫需要，国务院批准大庆油田将原来作为后备的喇嘛甸油田投入开发。
大庆油田于1972年10月开始编制喇嘛甸的开发方案，1973年4月开始钻井。经过两年建设，1975年全部建成投产，原油产量达到万吨。在此期间，萨尔图、杏树岗油田经过调整，生产能力进一步提高，整个大庆油田原油年产量达到万吨，为全国原油产量突破1亿吨奠定了基础，并且取得在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上建设这类特大油田的丰富经验。
第八章 “蜗牛事件”（1）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国民经济受到社会###的破坏而急剧恶化。中共九大以后，随着党的各级基层组织的相继恢复，国内形势稍趋安定，国民经济逐步恢复。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外国，途中机毁人亡。是为“九一三”事件。这一重大政治事件，促使更多的干部和群众从个人崇拜的狂热中觉醒，客观上宣告“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毛泽东本人也由此陷入极大的痛苦和失望。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采取各种措施对遭受破坏的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大力压缩基建规模，精简职工人数，加强对劳动工资的管理；调整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适当降低国防建设费用；将一些原定的过高经济指标降低；加强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强调统一计划和遵守纪律等等。当时国务院利用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开始解冻的有利时机，积极开展对外贸易。
1972年，国务院批准从国外引进一条彩色电视机生产线，决定由当时的四机部、外贸部、广播局和国家计委负责实施。接受任务后，由四机部对外司牵头，上述四家联合组成了一个12人的考察团。当年年底，他们先赴日本考察，五十多天，连春节都没有回国，把日本的松下、日立、索尼、东芝、三菱和夏普等电视机厂家看了个遍。一考察才发现，以当时国内的生产条件而言，第一步还谈不上电视机生产线。要彩电先得要显像管，仅生产显像管就需要玻壳、荧光粉、荫罩、石墨乳和总装等好几条生产线。当时在日本要四家才能把这个显像管弄齐，怎么办呢？
回国后，他们了解到美国有一家叫RCA的厂家具备上述四种技术，于是又写报告，由外贸部向RCA寻价。接到对方接报价后即组织翻译并邀美商来京谈判。当时RCA报价为亿美金，谈判结果降到7300万。1973年11月，还是上面那12人又组团到美国实地考察，参观完RCA，考虑到各国的玻壳技术都来自于康宁公司，又到康宁公司进行考察对比。之后他们就准备返国了。
在机场，他们登上了回国的飞机。这时一位康宁公司的雇员扛着一个箱子跑了上来，从箱中取出一个个包装得很好看的硬盒子。打开一看，原来是送给他们的礼品——每人一个玻璃蜗牛。当时谁也没有多想什么，很高兴很礼貌地接受下来。回国后向部领导汇报工作，大家还传看了一下，都觉着康宁的玻壳确实不错，透明度好，没有气泡。同时，从康宁公司出版的工艺礼品册子中发现，这只小蜗牛价值55美元。
此时，正赶上1月底2月初，快过春节了。代表团向部领导汇报后，决定不放假，家在外地也别回去了，抓紧总结，研究到底从哪个公司引进哪项技术。但谁也没有想到一场风波正在悄然兴起。
当时的中国社会真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大运动套着小运动，一场运动未等结束，下一场运动又已经到来。1973年7月，毛泽东在对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中指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他认为，法家在历史上是向前进的，儒家是开倒车的。毛泽东把批林和批孔联系起来，目的是为防止所谓“复辟倒退”，防止否定“文化大革命”。江青一伙接过毛泽东提出的这个口号，经过密谋策划，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把矛头指向周恩来。1974年1月18日，毛泽东批准王洪文、江青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