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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拆旧衣服开始，缝补厂的工人们不仅认真仔细地把布拆好、理好，还要把旧衣服上的纽扣和领、裤钩收集起来。纽扣脏了，用碱水刷洗干净；领、裤钩生了锈，用砂纸打磨一下再用。有时谁干活时纽扣或领、裤钩崩丢了，下了班就主动留下来，一直到把东西找到了再回家。
拼里子和裁剪更是一件细心的活。工人们本着“废材利用，缺材代用，小材大用，好材精用”的原则，把大块布用来拼袄里，小块用来补洞眼。剪裁的时候剪刀靠边走，剪下的布条用来包袖口。剩下一些不结实的“麻花布”也不轻易丢掉，或者衬在棉衣领子里做领芯，或者收集起来送给生产单位擦机器。这样拼成的一套棉工服里子，少的有一百多块，多的还有达到二百多块的。为了力争把“两旧一新”棉工服做得既结实又美观大方些，工人们还注意把大块拼的、颜色又相同的旧布用在上衣的前襟后背，小块或颜色杂的用在袖子和棉裤里。
裁剪车间为了节约费用，先是把画样子用的新蜡笔加温搓细，延长使用时间，后来又将剩下的蜡笔头攒起来，熔化后做成新蜡笔用。
加工车间的工作是把前道工序准备好的半成品做成衣服，工人们也处处精打细算。机工们算了一笔细账：棉工服每套上面要跑54道杠，需要出现52根连接线头。如果每根线头少留一寸，每件棉服就能少用米棉线。厂里每年加工两三万套棉工服，就可以省万米线。这样一个由小变大的数字，使机工们看清了点滴节约的重要性，生产中都尽量避免留长线头。就是偶然出现了长线头，也要主动揪下来收好，转交给钉纽扣的工人用。车间里还加强了对机油的管理。保养机器时，对准油嘴，防止跑冒。油壶里没用完的底子，也有人主动收集起来。
第三章 “缝补厂精神”（2）
修理厂的技术工人，除了坚持做到机器坏了自己修，配件断了自己焊，积极主动保养好设备外，还处处当节约挖潜的有心人。他们经常从“合理的消耗”中发现不合理的浪费。在加工服装的车间里，缝纫机皮带钩易损易坏，虽然每个只值5厘钱，但节约起来仍可积少成多。修理工陈维汉主动放弃午饭后的休息时间，到处去拣废钢丝，做了两千多个皮带钩。厂里加工好的棉工服，每道线缝里都要沾着一缕缕棉绒。打包出厂前，一般都被用条帚沾水扫掉了。老工人陈志训和张祝三等人看后很心疼。他们说：“每一缕棉花都是国家的财产，用不到生产上就是一种浪费！”他们找来废料，研究制造了一台土扫棉机，在提高工效的同时，每天还能扫下3两多棉花。
缝补厂不仅缝补回收旧棉衣，还千方百计为一线工人缝补衣服。他们先是采取“三人工作两人干，抽出一人上前线”的办法，不定期地组织工人抬上缝纫机，背上旧布和修鞋、洗衣工具，到附近的井队和施工现场，为工人拆洗缝补。后来，随着人员的增加和条件的改善，厂里又专门成立了相对稳定的缝补小分队，定人、定车、定期到边远生产单位去服务。关于这方面的情况，王凤允回忆说：“记得1963年入冬后的一天，我和家属工胡文玉、郝大嫂等十多个同志一清早就上了路。走着走着，天上又飘起了雪花，北风像刀子一样刮得脸生疼。可是大家背的背、扛的扛，等赶到井队驻地就都满身是汗了。我向值班的干部说明了来意，他说钻井工人的衣服太脏太破，不好意思拿来。可是女工和家属大嫂们没等他说完，就从各个帐篷里拿出脏被褥和衣服等，洗的洗、缝的缝，忙活开了。为了不影响倒班工人休息，钉鞋和补衣服的同志把空着的一间帐篷让给洗衣服的同志，自己在外面摆开了摊子。没干多久，有的人手脚冻麻木了，有的人手上被针扎出了血……”
随着油田开发面积的不断扩大，小分队的战线也不断延伸。一次，他们看见有个井架工，在上二层平台之前把皮大衣脱掉了。他们便分析：平台有20多米高，上面的风更硬，为啥反倒不穿皮大衣呢？经过了解，原来是工人嫌皮大衣又厚又重，蹬高不得劲。为此，大家想来想去，决定把回收的破皮帽子进一步利用起来，像加工“两旧一新”棉工服一样，把拆下来的碎皮子一块块拼好，絮上旧棉花，配上新布面，做成了既轻便又暖和的皮背心，很受钻井工人喜爱。他们发现不少工人劳动强度大，整天在油里泥水里蹚来蹚去，发的工鞋很容易破损。他们便成立了专业修鞋小组，把修复后的旧工鞋送给这些工人替换着穿。
缝补厂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一线工人服务的精神多次受到上级领导的表彰。1963年8月，石油部长余秋里亲临缝补厂检查指导工作。他热情地勉励职工说：有人说缝补厂是个破烂摊。依我看，这是个联系实际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他还亲自组织油田会战领导机关和有关单位的人到该厂学习。同年11月17日，在全油田代表参加的总结庆功大会上，缝补厂被授予“勤俭办厂模范单位”的称号，党支部书记王凤允和厂长阎勇一起上台，接受了会战工委颁发的锦旗。1964年，在余秋里亲自主持的一次祝捷大会上，缝补厂又被石油部授予“勤俭办厂的模范”的光荣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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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工农结合，城乡结合（1）
大庆会战初期，有些热心人提出要建设一座石油城市，并忙着要搞规划蓝图。他们设想，在原来安达市附近建设一座石油城，在那里建设职工住宅和生活设施。职工上下班用汽车接送，或往返乘坐火车。这种设想反映到石油部以后，余秋里等人认为不现实。一是当时油田正处在勘探过程中，地下有没有油，油田规模有多大，还未搞清楚；二是缺乏资金，缺乏材料，缺乏施工力量。必须“有钢用在刀刃上”，把国家给拨付的建设资金集中用来生产石油。
1960年，为了迅速甩开钻探，尽快拿下大油田，开辟生产试验区，进行原油试生产，以解决国家缺油的燃眉之急，会战领导小组在以主要的建筑施工队伍建设正规的管线、泵站、油库、厂房等生产设施的同时，在油田生产设施附近，就地取材，大家动手，分片盖起“干打垒”，度过了第一个严冬。随后，他们又在已有分片“干打垒”区的基础上，适当连片、集中，增加一些生活设施，新增一些商业网点，逐步按单位形成了若干个大小居民点。
1962年，大庆总结前两年的实践，进一步在生产岗位固定的采油队和油水泵站等生产设施附近建设居民点，相近的几个居民点，逐步建成一个中心村和若干卫星村。对流动生产和施工的钻井队、井下作业队和基本建设单位，就在油田边缘地区建设居民点、中心村，作为职工的后方生活基地。家属们则在油田外围开荒种地。
周恩来视察大庆时，对大庆矿区建设十分关心，对大庆结合实际情况，分散建设居民点、工农村很赞赏。后来周恩来又提出，大庆这样的矿区，不搞集中的大城市，分散建设居民点，家属组织起来参加农副业生产，可以做到工农结合，城乡结合，对生产、生活都有好处。1963年10月25日，周恩来讲到伊春林区矿区政权建设问题时说：“我看今后林区、油区没有其他工业的，就不要搞大城市。我看就是萨尔图这个办法，他们有四句话，叫做工业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这样就是可以缩小城乡差别。” 根据这一方针，大庆石油会战工委确定，每个居民点都要把生产、生活和社会活动统一管理起来，实行工农业紧密结合，做到工、农、商、学四位一体，人人生活在组织之中。到1963年底，大庆已初步建成了萨尔图生产管理中心、让胡路科研中心和龙凤石油化工中心三个较大的居民镇，以及分散建立的10个中心村和40多个居民点，一个新型的石油矿区崛起在松嫩平原上。
在油田的矿区建设上，大庆人根据油田勘探、开发的需要，在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条件下，坚持做到两条：一条是，生产设施、科研设施和医疗教育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