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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的冬天，钻井指挥部首先响应会战工委的号召，一面把家属组织起来学习，一面组织家属大搞积肥活动。1962年春天，大庆油田的第一个家属生产队便诞生了。
当时，很多家属都报了名，最后确定薛桂芳、吕玉莲、王秀敏、杨晓春、丛桂荣等五人第一批去“八一新村”开荒种地。
1962年4月16日，是一个令薛桂芳等人终生难忘的日子。那一天，天气很冷，又刮大风。上午9点，薛桂芳等5人背着行李、粮食，领着3个不满4岁的孩子，扛着铁锹，提着一盏油灯，搭了个便车，就向目的地出发了。
车缓缓地把她们带到30公里以外的地方。下了车，离她们要去的“八一新村”还有3公里多路。由于茫茫草原草深无路，她们几个人只好背着行李、粮食，抱着孩子，扛着铁锹，深一脚浅一脚，一步步地艰难挪动。到下午1点多，才到达了“八一新村”。
到“八一新村”后，她们就动手修房子。原来钻井队留下的一幢破房，只有四根柱子，上面没有房盖，四面没有墙。看到这种情景，5个人二话没说，放下东西，卷起袖子，挽起裤腿，就开始干起来。没有房盖，她们从附近的副业队借来一块帆布，把房顶和四周都盖上；没有床，到公里多远的地方抱些干草来铺在地上，搭起了地铺。在副业队的帮助下，终于算把房子修好了。
晚上，经过一天的劳累，几个人又困又乏，但又不敢睡觉，因为那时荒原上经常有野狼出没。为了能让大家睡好觉，薛桂芳便把4把铁锹插在门口，一把铁锹枕在头下，并说，你们就放心睡吧，我给你们放哨。几十年后，薛桂芳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感记忆犹新。她说：“因为我的年龄最大，大家都很尊重我和我的意见，我感到，我有责任多关心大家。”
第二天，天刚亮，吃过早饭，她们就扛着铁锹，领着孩子下地了。
4月的早晨，天气很冷，地还没有完全化冻，草根又深，挖起来非常费劲。她们一锹一锹地挖，从早上7点多，一直到晚上5点多钟，全天苦干11个多小时，才挖了一亩地。
进入5月，天气渐渐暖和了，但其他的困难也接踵而来。她们住的房子十分简陋，每逢下雨天，外面大下，屋里小下；外面不下，屋里还在滴答。地铺上的草又湿又潮，几乎每天都要把草抱到外面去晾晒。草原上的蚊虫也格外多，5个人浑身被咬得到处是包，痛痒难忍。
薛桂芳她们吃饭是在副业队搭伙，没有菜，天天吃的是高粱米、窝窝头，喝的是水泡子里的碱水，虽然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劳动强度大，但没有一个人打退堂鼓。
5个家庭妇女在“八一新村”开荒种地的消息很快传到会战指挥部，其他妇女听了也深受鼓舞。4月12日，迟翠英又带着第二批家属来到了“八一新村”。接着，第三批也来了。两批共计18人。人多了，队伍也正规了起来。迟翠英被任命为队长，邵香荣任技术员。为了能适时种上地，在队长的带领下，她们开始用人拉犁翻地。犁是借来的，开始大家都不会用，干起活来，不是你挤我，就是我踩你。扶犁杖的也是忽深忽浅。为了让大家都能学会这套农活，技术员邵香荣到附近农村向老农请教，并将老农讲的道理与实践结合起来，带着大家边学边练。就这样坚持了几天，终于学会了用木犁开荒，而且越干越熟练。几天时间，她们在“八一新村”附近种了16亩地，到秋天，收了1750公斤粮食。
随后的事情就比较顺畅了。到1963年，家属垦荒队伍扩大到71人，种地92亩，收粮食万多公斤。每人分粮食200多公斤，菜300公斤。不但自己改善了生活，支援职工食堂2000多公斤蔬菜，还响应党的号召，卖给国家3000多公斤余粮。这一年秋收以后，队伍又扩大到142人。
上级领导充分肯定了薛桂芳等家属垦荒队取得的成绩，石油部奖给她们一面“发扬穷棒子精神，走自力更生道路”的锦旗，鼓励她们坚持发扬“五把铁锹闹革命”的精神，不断前进。
在各级党组织的关心支持下，大庆职工家属参加农业、副业生产劳动蔚然成风，五把铁锹发展为万把铁锹。到1965年年底，大庆已有95％以上有劳动能力的职工家属参加了集体生产劳动，单是1965年一年，大庆家属就生产了2000多万公斤粮食，1500多万公斤蔬菜，万公斤禽蛋肉食品。家属们还同矿区职工一起利用农闲和工余时间建设矿区，从大庆石油会战至1965年，她们和大庆职工先后建设了100多万平方米的“干打垒”住宅。由家属们举办的各种作坊、食堂、托儿所、缝衣组、理发店等服务部门，遍及矿区各个居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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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缝补厂精神”（1）
1960年冬，是大庆会战最艰难的时候，几万人一下子来到了千里冰封的大草原，不要说找油打井，就是衣食住行也遇到了数不清的困难。石油工人艰苦创业，拼命抢夺大油田。他们没黑没白地奋战在油田，衣服破了顾不上补，脏了也顾不得洗，手套磨得露了手指头，还照样在冰天雪地里劳动。看到这种情况，后勤工人和职工家属，响应上级党组织的号召，千方百计为一线职工分忧愁，解决困难。在会战党委的支持下，共产党员鄢长松等3名转业战士和5名职工家属，在两栋破牛棚里，办起了大庆油田的第一个缝补组。
大庆缝补组刚办起来的时候，真可谓是千难万难，白手起家。他们以铁人王进喜为榜样，积极创造条件开展工作。没有设备，就找来两口大锅，一口烧热水，一口煮油工服；没有洗衣盆，就用喂牛的木槽子代替；没有针线剪刀，就从家里拿；缺少补丁布，就背着麻袋去拣破烂。寒冬腊月，他们的手被冻得裂出一道道血口子，又整天泡在碱水里洗衣服。裂口疼得钻心，可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就是凭着这股子劲，他们在第一年里就拆洗缝补了一万多件劳保用品。
对于后勤工人和职工家属创办的这个缝补厂，大庆油田的各级党政部门都很重视。当时主管这项工作的生活办公室多方努力，陆续给他们增加了人员，还添置了几十台缝纫机，使他们由一个“小打小闹”的缝补组办成了正式的缝补厂。
缝补厂起初的主要业务是为油田工人加工“两旧一新”棉工服。所谓“两旧一新”，就是把已经实在不能穿的旧工服收回来，拆洗干净，用旧布拼里子，把旧棉花弹好絮上，再配上新布面。照这个办法，原来只能加工一套棉衣的新布就能够做两套了，使有限的物资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缝补厂的工作看起来不像勘探打井那样有声有色，但同样充满了艰辛。比如说搞“两旧一新”棉工服，单靠手工洗衣，自然晾干显然远远满足不了批量生产的需要。缝补厂党支部带领全厂职工靠“两论”起家，自力更生，装备自己。他们先是和泥托坯，把东倒西歪的牛棚改建成流水作业的生产车间。又拣来废砖头，盖起了简易的锅炉房和洗衣房，并用木板制作了土洗衣机和其他必需的生产工具。在此基础上，他们又结合开展学雷锋活动，号召职工以“干一行爱一行，干一行专一行”的精神，开展了群众性的岗位技术大练兵，为扩大再生产创造了条件。
配成一件“两旧一新”棉工服的里子，要经过拆、洗、烘干和拼缝等四道工序。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它和拆洗一般的旧衣服不一样。一件棉大衣，发出去的时候只有公斤重，可收回来的却要重得多了。缝补厂第一任党支部书记王凤允回忆说：“有次，我亲手称了一件，竟足有公斤！那真是一摸一手油，一抖一阵灰。加上油田上的工作服又绗了四五十道线，被油浸透了，变得死巴巴的，拆起来既费劲，又容易把布撕破。”
遇到困难，缝补厂的职工就集体想办法，在工作中摸索。拆旧组的曾阳春、冯淑贤等人用废钢丝磨成锥子，一针一针地挑，然后再细心地把棉花和布分开。刚拆下来的布上挂满了线头，刷子刷不干净，他们就用手一根一根地摘下来。拆旧工服的房子很小，又没有什么工作台，大家就坐在地上工作。衣服脏，工人们干得猛，弄得满屋子都是灰尘，戴上两层口罩吐出来的痰仍是黑乎乎的。
拆衣服不容易，洗衣服更加不容易。拆下来的油污布必须先放在碱水里煮过才能洗净。原来的小锅煮不下，他们就用拣来的废砖头砌了个大池子。水开以后，池水中浮上一层油泥，味道特别难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