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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帕：自由属于人民（2）
1933年，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Nazi＝Nationalsozialist）大选获胜，酷爱自由的安德烈再次逃亡，继续向西，到了法国。法国作家欧文·肖说他“天生就是巴黎人”，他在这里学会品酒、美食、自由生活，满口文雅的黄色笑话引人入胜，迷倒一大群金发碧眼的蓝血贵族。他生性奇特，很容易让人喜欢、注意、嫉妒、讨厌、仇恨、厌恶、崇拜……可就是无法忽视他的存在。
他靠一架“莱卡”拍照谋生，这对一个不熟悉当地语言的外来者，是通往新闻殿堂的唯一道路。他整天与摄影家西摩、布列松、乔治·罗杰、画家毕加索鬼混，可摄影不是他的终极追求。他是个有宿命感的冒险家，只是拿摄影说事儿。一直到炸死之前，他还没钱付东京的旅馆费，全靠喜欢他的日本女侍者暗中帮忙。他是满怀激情随时让人开心的好人，对好酒、女人、美食有超乎常人的敏锐直觉。他总想拍摄别人没见过的奇妙东西，再拿出来让世界大吃一惊。可是自由的代价太高，收入勉强糊口，他经常靠偷房东的狗粮填饱肚子。
一位名叫塔罗的迷人小妞儿早就盯上这支“潜力股”，心甘情愿给流浪汉做助手照顾他的狼狈生活。塔罗红发、绿眼、身高5英尺，腿长、腰细、胸挺臀圆，绰号“火狐”。她的生理年龄比安德烈大两岁半，可成熟程度绝不止三年五载。“火狐”善于包容安德烈的自私、粗暴、不守规矩，利用他的职业精神，启发他的领袖气质，鼓励他的波希米亚勇气。“火狐”塔罗把自己的人生美梦都押在这个有潜质的傻小子身上，她理想中的男人有钱而受人尊敬，她要把安德烈包装上市、致富脱贫，变成自己的“绩优股”。
1936年4月，塔罗杜撰出“美国摄影大师罗伯特·卡帕”，对外宣称自己是卡帕的经纪人，穷困潦倒的安德烈是大师的暗房工。凭借子虚乌有的“卡帕”大名，她把安德烈的照片以五倍的高价抛售出去，流浪汉安德烈摇身一变，成了巴黎令人尊敬的小资产阶级。
1936年，肃反后的苏联进入社会主义，托洛茨基变成“革命的叛徒”，形象被从照片上抹去，又被驱逐到小亚细亚，辗转北欧周游列国。可托洛茨基像讨厌拔牙一样憎恨摄影，全欧洲的摄影记者都很难拍到托氏尊容。欧洲最著名的《VU》杂志总编为此悬赏天下勇夫，并亲自前往哥本哈根大学现场聆听托兄侃山。讲演即将结束，被缴了械的摄影记者们，徒恨杀龙有技，拍照无门，《VU》总编大失所望，就在这时，身着管子工破夹克、肩扛工具箱的安德烈钻了进来，当众装模作样地拆开了一段水管，又笨手笨脚地装了回去。当夜，“火狐”塔罗一个电话打到《VU》总编辑的卧室：“老总，卡帕先生已经独家拍得托洛茨基……”席梦思上的总编辑一跃而起：“嗨，小妞儿，别再跟我哩格儿楞了！快让你那个宝贝儿来我这儿上班吧！”
三、没有这个“妖精”，就没有卡帕诞生
脏兮兮的小伙子从此改名罗伯特·卡帕，走路匆忙，像有什么大事急需他去处理。他的眼睛像西班牙猎犬，上唇带着小心把持的冷嘲热讽，微笑的面孔好运不断……他挎着“火狐”塔罗奔赴西班牙内战，以一幅《士兵之死》名闻天下，成为海明威、斯坦贝克、毕加索、乔治·奥威尔的生死朋友。1937年9月，卡帕对采访他的《纽约世界电讯》介绍《士兵之死》：“在西班牙拍摄不需任何技巧，本能地拍下来，就是最好的照片。”
卡帕还拍到一个男子朝自家兄弟院子扔手榴弹的精彩照片，“交战双方都讨厌摄影记者，进入战场十分危险。”战斗促使摄影记者肾上腺素突然上升，这种感觉极容易上瘾，演变成比饮酒、美女、吸毒更奢侈的另类享受。如果一个人长期过危险生活，知道自己随时都可能丧命，他就会把生活过到极致，真正体会人生的乐趣。
加拿大医生诺尔曼·白求恩也赶到现场，他在卡帕身边亲眼见证“机枪在逃跑的人群中画出复杂的扫射图案。”有人急着生，有人急着死。事后，白求恩和卡帕一道赶往中国。“去年春上到延安，后来到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职。”毛泽东专门写了悼念文章——《纪念白求恩》。
卡帕：自由属于人民（3）
1937年7月9日，卡帕的经纪人“火狐”塔罗写了这样的话：“我们都认识一些极优秀者，他们都在战场上死于非命。想到他们，就会产生荒诞的想法，觉得自己活在世上很不公平。”
卡帕去前线前把“火狐”交给加拿大志愿者泰德·艾伦，艾伦是白求恩输血队的指导员。艾伦一眼没看住，“火狐”塔罗就被飞驰而至的坦克撞倒，不治身死，时年26岁，埋在巴黎拉雪兹神父墓地。正如那句古语：“真诚的爱情不仅是To find the right person；更是To be the right person。”卡帕从此没再结婚，可也没断女人，连英格丽·褒曼的求婚他也予以拒绝。他有才华、胆识、勇气和男人的野性，让女人心醉的同时，也很容易让她们心碎。
卡帕不停地酗酒，自责——“她跟我一起总是安全的，她会按照我的样子去做。”亲眼目睹“火狐”之死的艾伦更加自责，他1995年死于蒙特利尔，据艾伦的儿子诺尔曼·艾伦医生对外披露——父亲至死都在为卡帕的女人痛不欲生。
1937年卡帕出版了《西班牙内战》，扉页上赫然一行黑字：“献给塔罗，她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并留在了那里。”多年后，卡帕出版自传体小说《焦点不实》（Slightly Out Of Focus），文中随处可见“火狐”塔罗红发碧眼的魔鬼身材，没有这个妖精，就没有“卡帕”诞生。“火狐”之死让卡帕重新审视战争，战争不是简单的“正义对邪恶”的十字军行动，交战双方都有暴行，都有复杂的国际背景。
卡帕开始与记者乔治·奥威尔（Eric Arthur Blair，《1984》和《动物庄园》的作者）、赫伯特·马修斯（Herbert Marcuse，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为伍，逐渐成为最具客观精神的战地记者，于是双目中总流露出一股使坏的眼神。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翰·斯坦贝克的第二任妻子伊伦娜说：“卡帕是世界上最有魅力的男人。”
1995年，西班牙文化部长埃斯帕兰萨高度评价卡帕拍摄的《士兵之死》：“那是一个大众的偶像……展现了视觉力量，与毕加索的《格尔尼卡》不相上下。”英国学者卡罗琳认为：“卡帕表现了战场死亡的英雄情结、悲剧气质，强调超越集体的个人价值。”海明威第N任妻子玛莎·格尔霍恩也说：“西班牙是所有自由人与专政独裁作对，与国家社会主义作对，与希特勒的仿效者正在实践的不道德思想作对。卡帕从不摸枪，他指望用照片向人讲述，到底什么东西才值得奋斗。”
37岁的海明威躲在一把棕色胡子后面，对玛莎·格尔霍恩崇拜卡帕十分嫉妒，同时对卡帕的过人胆识、自贬性幽默又十分赞赏，一上来就认卡帕当儿子。我十分理解老爹枪林弹雨邂逅卡帕的惊喜之情。
在我的记者生涯中，经常遇见关键人物，这些人的生活世界十分伟大。我常和他们一起吃饭，每当就热门话题交流看法时，我都希望儿子亚述能和我一起聆听。老丘吉尔对小丘吉尔一生的影响非常巨大，丘吉尔多次回忆：“一个男孩需要的就是跟在父亲身后学习觅食。”每当我无法见到我的儿子亚述时，都油然产生老爹的冲动，想冲到大街上认个卡帕。
卡帕在《焦点不实》中这样回忆：“我和老爹1937年在西班牙相识，我们都是反对极权的自由派。我是刚出道的自由摄影师，老爹是声震四海的著名作家。他自己绰号‘老爹’，而我很快就认他作干爸爸。在那期间，他多次履行父亲的责任……最终他很高兴地发现他的儿子已经不再缺现金。”
四、卡帕惟一会说的汉语是“Bu Zhun Pai（不准拍）！”
1938年1月，为了帮卡帕摆脱丧妻的悲伤，拍摄《西班牙大地》的荷兰导演伊文斯、“摄爷”费恩豪特邀请卡帕到中国拍摄《四万万人》。和他们同往中国的还有英国作家W·H·奥登、克利斯托弗·伊舍伍德，他们听到卡帕不停地用法语大喊大叫，整天泡吧，与史沫特莱、斯诺喝杜松子酒和廉价威士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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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帕：自由属于人民（4）
1938年5月23日，宋美龄的好友、《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