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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周文王的事业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兴周灭商，二为创作《周易》。而这两个部分又是那样地密不可分，它们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贯串于他生命的始终。他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剩下的事，就该由后人来做了。
周文王虽然从未正式举过反商大旗，但他奠定了推翻商朝的雄厚基础——西周以一个蛮化小邦的身份崛起渭上，占据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绝对优势，并在《周易》中明确了反商灭商的政治纲领及兴周建周的未来蓝图。周武王正是在乃父的基础之上大举兴兵挺进中原，代商而立，一跃而成为华夏民族的实际统治者。
周王朝存世八百多年，在野蛮与征服、融合与发展、文明与进化等方面经历了一番长期、艰难而痛苦的碰撞，尔后转化、定型、积淀为一份丰厚的民族历史遗产。
周代承续夏商的天神崇拜与祖先崇拜，将它们融为一体，发明了一套依靠血缘关系而建立的宗法制度——融族权与政权合为一体的家国同构模式。 国君集天地人神、政德君宗于一体，是广大民众最高最大的家长，他以王权为中心，把宗教、政治、军事、经济等所有社会职能紧密结合在一起，严格贯彻到家族与家庭之中，形成一套礼乐有序、尊卑有差、上下有别的社会等级制度，并将这种宗法制度推向专制集权的道路。为此，西周在殷商统治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庞大而精致的宗法制度和官僚机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王土王臣，又为周朝姬姓一家所有。家是国的缩小，国就是家的扩大。于是，西周在政体上实行分封制，将一块块土地分封给姬姓家族成员，形成一种小家、大家、国家相互融合的大一统“金字塔”式统治结构。并用一套与之适应的文明礼仪治理国家、统治人民。
我们常说华夏文化是一种早熟文化，其政治文化早在西周时期就已基本定型了，尔后便香火不断，影响中国长达几千年之久。它留下的遗产主要包括王权的政治与宗教合一、政治与宗族合一，王权的金字塔统治结构，王权的嫡长子世袭制，政治组织系统的尊卑有序，政治指导思想的道德伦理化等等，直到今天，仍有一道脉脉余晖斜照在东方的中华大地。
西周，是华夏文化本体的形成之时，也是孔子心中典型的美好社会，他曾发自内心地说道：“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并影响至今的儒家学说，正是从西周的社会土壤中吸取了充分的养料，不少思想直接源于《周易》，有着一脉相承的“血肉”关系。
周文王所推演的《周易》，虽较以往是一次突破与超越，但当时肯定还只是一个大致的框架与雏形而已。《周易》，其实可以将它拆解为两个部分，一为卦爻符号，它们由伏羲八卦两两相迭组成六十四卦，每卦六爻，共三百八十四爻，这是一个固定的不可更改的框架与结构；另一部分就是卦辞和爻辞，即对六十四卦及三百八十四爻的解说。解说部分由文字组成，当然也是一些符号，只是卦爻符号是一个高度凝练、抽象、简洁的符号，而文字符号要具体、复杂得多；卦爻是固定的，而文字则是灵活的；卦爻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对它的解说则因人、因时、因地而异，那么记载解说的文字符号当然就有所变化。于是，后人就在周文王所搭建的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框架内，进行着一些增补、充实、更改的工作，使它变得更加规范、规整、正确。经过一大批有名或无名人士的共同努力，慢慢地就达到了较为完善的程度，形成了一个大众能够普遍接受的版本，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周易》。
传统文化的“上帝之手”（9）
《周易》，本来是一部巫术占筮之书，既有神秘主义色彩，也有理性主义光芒；既有迷信的因子，也有科学的成分；既有面对上苍的诚惶诚恐与跪拜依附，也有作为大写的人的自信与自豪。因此，早年的孔子对其不屑一顾，后来才窥其堂奥，发现它包容广大，望之弥高，钻之弥深；秦始皇焚书之时，凡秦记以外的史书及诸子百家之书都要烧毁，只准留下医药、卜筮、种树之类的书籍，秦始皇将它视为一部普通的卜筮之书，这才逃过了一场厄运。正如《周易》的结构可以拆解为卦爻与解说两个部分一样，它的内容也有两套不同的语言系统：一套是有关卦象爻象及占筮方法的，它叙说的是如何预测人事、推导未来；另一套则是关于宇宙世界、人类社会的，它向我们解释宇宙的衍化法则、人类社会的起源及其发展规律。战国后，《周易》的两套语言体系便逐渐分离开来，其占筮方法被数术家所引用，它对宇宙、社会、人生的阐释与解说则为文人学者所器重。春秋以降，人们把《周易》与卜筮过程完全分开，将它作为直接阅读的文本，并逐渐经典化，为“文本——解释”的纯粹精神活动打开了通道。
《周易》，一本薄薄的小书，为何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后人？它的魅力到底在哪里？它为何越钻越深，越学越广，难以窥见其底？它为什么能够将一些互相矛盾的对立事物纳于一体，它的“涵养”到底有多深，容量到底有多大？易，本身就包含有易学、易行之义，这，恐怕也是周文王命名之本意吧？“易学”既为容易之学、《易经》即为容易之经，为何艰深晦涩、难学难懂呢？……对于这些问题，虽然没有一个统一而完整的答案，但不少导读及介绍《易经》的书籍都有过或详或略的解释。在此，我没有必要一一重复，只想从《周易》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这一角度简要地介绍一下它所包罗的内容。
《易经》是一部充满着辩证智慧的哲学著作，它最著名的命题就是“一阴一阳谓之道”，通过阴阳变化来说明宇宙万物的一切现象。《易经》的中心思想就是一阴一阳、相对相反、矛盾统一。老子的有无相生、崇尚阴柔以及孔子的仁义中庸、崇尚阳刚等核心思想即源于此。西方圣哲黑格尔曾有言曰：“《易经》代表了中国人的智慧。”此言可谓一语中的。
《易经》是一把打开宇宙迷宫的钥匙，它为我国古代文化、科学提供了一套别开生面的思维模式，主要包括：一、取象比类，抽象的卦爻符号与文字解说的统一，造成了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相互诱导；二、阴阳对称，讲求万物调和、刚柔兼济与不温不火，其“保合太和”的理想原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三、囊括宇宙万物的视野与雄心形成了国人的整体思维方式；四、强调序列，注重节律，“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顺应自然。
《易经》容理性与迷信、科学与愚昧于一体，它包容了太极图谱、五行生克关系、天干地支历法、四时八方方位、河图洛书数学系统，还有后人塞进去的什么“六神八门”、“奇门遁甲”、“纳甲”、“紫微斗数”、“六亲九煞”等芜杂的学说及方法。这也决定了中国古代科学总是精粹与芜杂并存、理性与迷信相随、启蒙与愚昧相伴。
《易经》是一部万世经邦的宝典，乃内圣外王之书，它的不少名言名句都为后来的封建统治者视为治国之本或治国之策，如“与民同患”；“万国咸宁”；“损益盈虚，与时偕行”；“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等等等等。
《易经》包含着一套规范的人生观念，它们像一根红线脉络清晰地贯穿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之中。这些人生观主要有：一、乐天知命。“与天地相似，故不违……乐天知命，故不忧。”二、顺天休命。主要形成了两条人生准则，“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三、遏恶扬善。主要体现为天尊地卑、扶阳抑阴、为君子谋等；四、天人合一的境界。
传统文化的“上帝之手”（10）
《易经》是一部上古文化知识的汇编与大全，它不仅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的自然知识，也有“观乎人文以成天下”社会学说，中国古代所有知识与学科都可从中找到源头。
《易经》所包蕴的丰富内容影响了不少学科的发展，比如它的整体辩证观及阴阳平衡原理启发并决定了中医学的发展走向，阴阳协调原理影响了建筑艺术与工艺艺术，取象思维原则启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