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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曾以他那文治武功的个人奋斗改变过历史，而后来的历史对此也做出了“有力”的回应——改变他的形象与地位。如果我们换一种认识的角度以曹操为主体而言，这也算是他生前改变历史的一种延续，他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无畏气概，任人斥责唾骂地充当奸邪恶毒的化身，通过歪曲自己、丑化自己、“牺牲自己”的独特方式，潜在而曲折地继续改变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土壤。
随意褒贬历史人物， 将他们视为工具为我所用的传统一脉相承地延续至今。“文革”时期以历史人物作为政治的“传声筒”，给他们插上好人、坏人的标签，好人无限歌颂，坏人则“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当今以商业价值为标准漫无边际地“戏说”历史人物，弄得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让人莫辨真伪。文艺作品固然离不开想象与虚构，但总得以真实为依据，在不违背真实的前提下进行艺术创作与艺术加工，把握一定的尺度与原则、正确处理好真实与虚构关系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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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历史的双重改变（13）
其实，以道德观念衡量、评价某一人物，并将他们推向某一极端，从而面具化、脸谱化、道具化，已成为国人的一种独特的心理思维模式，它们与封建集权统治下单一的政治制度、经济体系、思维模式“相辅相成”、密不可分。
只有客观冷静、全面公正地评价曹操，才能还其真实的本来面目。这也是我们认识历史面向未来所应采取的一种科学而理性的姿态，从某种程度而言，它标志着整个民族的文明与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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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融合的自觉先行代表（1）
一
三国鼎立结束，然后是晋朝的短暂统一。“八王之乱”那种统治者家族内部之间愚蠢而残酷的自相屠杀，很快使得西晋王朝陷于瘫痪境地，而少数民族的乘机起义与反抗终于导致了它的彻底崩溃。于是，中国又陷入了长达两百八十六年之久的大分裂时代。
历史上的“五胡乱华”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胡”，是古中国对除汉族以外其他所有少数民族的泛指与总称。五胡，当时指的是匈奴、鲜卑、羯、氐、羌等五个民族。一般而言，少数民族都居于远离中原的荒凉地带。经过长时期的交流与融合，在中原统治者的邀请甚至强迫之下，这些民族中的一部或大部已不再居于偏远的塞外，以相对独立的方式迁居内地。五胡叛变，并非出于自觉的民族意识，而是不堪忍受晋王朝的腐败与政府官员的贪污残暴愤而起义。五胡乱华，先后建立了十六个帝国，北中国在经历了分崩离析的一百三十六年之后，才于公元439年由后起的鲜卑族拓跋部所建立的北魏统一。
鲜卑是中华大家庭中的一个古老民族，因多分布于鲜卑山一带，故称鲜卑，拓跋部仅为其中的一支。他们最早生活在大兴安岭北部森林的天然岩洞里，过着相当原始的游猎生活。后来，由于生存的艰难、视野的开阔与发展的需要，拓跋部便慢慢脱离密林地带，向西南迁移到呼伦贝尔大草原，填补了北匈奴势力瓦解后的虚空，并由游猎经济向畜牧经济转变。
草原虽然土地辽阔，但气候寒冷，贫瘠荒凉，可供游牧民族利用的资源并不多。当人口与牲畜增加到一定的限度，必然向四周开拓发展空间；如遇严重天灾，就更得向周边地区大肆掠获。严酷的生存环境培养了游牧民族残忍好斗的习性，武力侵略，是他们达到目的、行之有效的唯一方式。
当中原势力强盛时，北方游牧民族不敢轻举妄动，至多不过于收获时节抢劫一番，又快疾如风地迅速退回原地。然而，每当中原大乱，他们不仅劫夺财物，还占据地盘，建立王国。鲜卑拓跋在不断吞并周边部落的过程中逐渐强大，然后依次南迁到阴山河套、内蒙古、山西等地，又于五胡乱华之时乘机南下，逐鹿中原。公元386年，拓跋部首领拓跋改国号为魏，北魏正式建立。公元398年，拓跋建都平城，称皇帝， 建立起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尔后，北魏又经过四十一年的征伐，才结束了北方分裂割据的混乱局面。
北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的封建王朝。
与此同时，局促于南中国的东晋王朝也像一个病入膏肓的老人，在一阵漫长而绝望的挣扎之后撒手人寰——政权被它的宰相刘裕所篡。于是，大分裂时代的前期五胡十六国结束，后期南北朝时代开始。
拓跋宏，即孝文帝，是北魏王期的第六代君主。他不仅是南北朝时期最出色的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皇帝之一。
孝文帝拓跋宏只活了短短的三十三岁便匆匆离开了人世，然而，这颗转瞬即逝的流星所闪烁的光芒是那么耀眼，在中国历史的深邃夜空显得相当突出，总是如磁铁般牢牢地吸附着后人的目光。
拓跋宏于公元467年生于当时的北魏首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两年后被立为太子。
虽已入主中原，但拓跋部仍保留着过去早婚的习俗，拓跋宏出生时，其父献文帝拓跋弘年仅十四岁。封建王朝往往是家族统治，拓跋部建立北魏后，又学会了中原王朝维持皇权统治的某些做法，并定为制度严格执行，比如后宫产子，被立为太子，其母就要“赐死”。其用意显然是害怕将来皇帝即位年幼，大权落到母系外戚手中。这一做法可以追溯到西汉时代，汉武帝担心死后皇权受到外戚威胁，将太子生母勾弋夫人先行杀害。因此，拓跋宏在两岁多被立为太子时，母亲思皇后李氏即被“赐死”。这一野蛮的做法不仅给他幼小的心灵蒙上了一层阴影，也仿佛预示着他日后家庭生活的凄凉与不幸。
民族融合的自觉先行代表（2）
拓跋宏从小失去亲母，便由祖母冯太后抚养。冯太后也非血亲，只是名义上的祖母。她是汉族人，“性聪达”、“粗学书计”，受过封建传统文化的教养。她性格坚强，做事果决，颇具政治家之风采，《魏书·皇后列传》说她“多智略，猜忍，能行大事，生杀赏罚，决之俄顷”。拓跋宏父亲拓跋弘继位时，年仅十二岁，北魏孤儿寡妇，政局不稳，冯太后初露锋芒，收捕擅威作福的专权丞相、车骑大将军乙浑，平定关中叛乱，临朝称制，掌握了朝政大权。
拓跋宏刚一出生，冯太后即“罢令，不听政事”。乍一看，她已不再临朝听政，而将国家大事交由献文帝拓跋弘处理，似乎是想好好当当祖母，一心一意地抚养拓跋宏，享享人间的天伦之乐了。献文帝拓跋弘亲政后，开放山泽之禁，开仓救济灾民，带兵北伐柔然，很快就显出了他年轻有为、桀骜不驯的风姿。于是，权欲旺盛的冯太后怎么也放心不下这位十多岁的皇帝了，便经常过问、干预北魏政事。这自然会引起献文帝的不满，加之他们并非母子关系，于是，一场司空见惯的宫廷权力斗争于不知不觉间就爆发了，结果自然是根基深固、极富政治谋略的冯太后获胜。献文帝下诏禅位，传给拓跋宏。《魏书·天象志》对此写道：“上迫于太后，传位太子，是为孝文帝。”
拓跋宏即位时只有五岁，在平城皇宫的太华殿前举行隆重的登基大典时，他是被人抱上皇帝宝座的。一个年仅五岁的小娃娃，冯太后自然不会有什么值得担忧，也就再度临朝听政，将一应权力控制在自己手中。同时，她也在因忤逆而“禅位”的献文帝身上吸取教训，将年幼的孝文帝按照她心中想象的模式加以引导、塑造、培养。
拓跋宏的血管里流着的虽然是鲜卑族拓跋氏的血液，但他从小受到的却是汉文化的熏陶与教育。抚育他的祖母是汉人，围绕在他身边的大臣也是一批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汉族士大夫。他自幼爱好读书，手不释卷，天分极高。《魏书·高祖纪》说他“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 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冯太后还亲自创作《劝戒歌》、《皇诰》等文章督促他阅读、背诵，将儒家的忠孝、仁爱、礼义等封建道德传授给拓跋宏，并用自己的言行感染、影响他。比如冯太后生活节俭，“不好华饰”，对待下人比较宽慈，拓跋宏也依样仿行。
儿时的生活积淀在拓跋宏内心深处，影响了他的整个人生。此后，孝文帝一辈子爱好诗文，并创作了大量的诗赋文章约四十卷；他为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