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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氓皇帝的历史烙印（13）
就内心深处而言，刘邦并不惧怕死亡。这辈子，他在死亡的边缘行走的次数实在是太多了，有时候的绝处逢生使他自己都不敢相信还活在人间。这辈子，从一个布衣、一个流氓而贵为天子，金钱、美女、荣誉……该得的似乎都得到了，该享的福全都享受了，还有什么值得遗憾与流连的呢？要说有的话，恐怕就是太子一事最让他烦心、让他担忧了。平心而论，吕后对他的霸王之业起过无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他对她也有感情。但是，女人年老自然色衰，色衰就会失宠。封为汉王那一年，刘邦在定陶遇见了他生平最为宠爱的戚夫人——就是那个被周昌撞见、一天到晚都恨不得抱在怀中的戚姬。他与戚夫人生了一个儿子刘如意，爱屋及乌，自然是欢喜得不行。而戚夫人也一天到晚地在刘邦耳边絮絮叨叨，希望他废掉现任太子刘盈改立刘如意。刘邦对刘盈的仁弱早就不满，也有废立之意。可是大臣们、特别是吕后极力反对，刘邦无法一意孤行，只好听从“民意”，退而求其次，立如意为赵王后。他对吕后的阴险与能耐、对皇位之争将会导致一种什么样的后果心里十分清楚，他似乎预见到了一旦他崩驾后，自己心爱的女人与儿子的悲惨结局。然而，他已病重在身，来日无多，加之吕后又一天到晚守候身旁，他无力改变、挽救戚夫人与刘如意的命运，只有无可奈何地听之任之了。
刘邦不肯医治，病是越来越沉重了。随从、部下们都知道皇上快不行了，吕后赶紧上前询问后事。临死前，刘邦虽然病疼难忍，但头脑相当清醒，他有条不紊地一一作答。此后好多年，汉朝的人事安排及有关方略都是按照他的临终遗嘱在执行、发展。
刘邦之死，与秦始皇、项羽也迥然有别。秦始皇一直怕死、忌讳死，不断地求仙寻药，他之大修陵墓其实是为了追求另一种永生，对这种刻意求生的表现，广大民众一直不以为然；项羽不怕死，但他自我结束生命的方式却不可取，古人认为父母所赐之头发肌肤都不能随意对待，何况高贵的生命呢？唯有刘邦的死亡最为普通老百姓所接受，生死有命，既不要怕死刻意求生，也不能寻死有意自残自戕，应以一种顺应自然的方式对待生命。
不唯其死，就是刘邦的生存、生活方式，也为广大民众所普遍接受、认同、认可。
刘邦最近人情，他不刻意拔高自己，不故弄玄虚故作姿态。他当了皇帝，可骨子里还是一介布衣、一个平民，大家觉得他最为亲切。如果以我们今日的“市民化”概念作为类比，那么他就是古代典型的“农民化”。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这一性质直到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没有多大改变。因此，刘邦的性格、观念、行为就是最为适合中国“国情”的一种典型与代表。他仿佛就是普通百姓中的一员，五情六欲，从不掩饰。他时常跟着感觉走，想吃就吃，想睡就睡，充分地享受生活享受人生，并不怎么苛刻自己，也不确立一个遥不可及的远大目标与远大志向。凭自己的能力与本事去做，达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他相信天命，认为生死有命，富贵在天。那高高在上、大言希声的老天，谁也无法与之抗争。但他有韧性——一种“狗皮膏药”般的粘劲，他不怕失败，跌倒了爬起来，将身上的灰尘拍拍，抬头望望天空，又百折不回地开步前行。
是的，中国的老百姓真的很喜欢刘邦这位老大哥似的皇帝。当然，从另一角度而言，我们也可以说是刘邦奠定了中国的“汉魂”。“汉人”、“汉族”之称，不都肇始于刘邦所开创的汉朝么？
汉朝，的确是一个令人值得怀想、令人感到亲切的朝代。他们对人间现实葆有一份难得的执著与热情，并希望长期延续、永存不衰。我们从那些汉代的艺术品中常能见到有关生活场景、人物对象的刻画与塑造，有时甚至是非常世俗的普通之物，比如谷仓、火灶、猪圈、鸡舍等等。
然而，也正是汉朝，使得中华民族的实用主义精神更加深入大地。老百姓只讲究实际与实惠，享受安乐与富足，长此以往，必定失去宝贵的追求与高尚的理想；过于世俗化，必然远离崇高、伟大与创造，变得短视、平淡而平庸。
流氓皇帝的历史烙印（14）
刘邦的所谓“流氓性”，其实也包含着多重意义。它的正面效应如充满活力、视野开阔、权变通达、豁达大度、百折不挠等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刘邦的帝王之业；它的负面因素如低级下流、放刁耍赖、为非作歹等常为人们所不齿而弃如敝屣；而对民众影响最大的乃是它的中性效应，如随遇而安、随缘而活、享受生活、讲求实际、精明圆滑、阴柔计谋等等。
刘邦的怀柔与流氓手段不仅成为后世帝王的典范，也使得中华民族的阳刚之气、高贵之风、磊落胸怀大大地打了一个折扣。一股阴柔、世俗、庸常之风逐渐弥漫开来，残酷地侵蚀了民族健康的肌体。
万马齐喑的始作俑者（1）
一
秦始皇的焚书之举及对诸子百家的禁锢造成了那一时期中国文化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汉朝便是建立在对秦朝的大规模颠覆之上，表现在思想文化方面，就是一度沉寂了的诸子百家又开始以不同的形式迅速复活。据《汉书·刑法志》所载，在汉高祖刘邦时就已各家共存， 兼收并用：“任萧曹之文，用良平之谋，骋陆郦之辨，明叔孙通之仪，文武相配大略举矣。”
汉初实行黄老无为政治，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经过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至汉武帝时，中央集权大大加强，汉朝的经济实力空前雄厚。内部安定与繁荣之后，汉武帝便将目光转向了外部，他北击匈奴，收复失地，凯旋而回，洗刷了汉高祖“白登之围”的耻辱；又破南越、降滇王、定闽越，建立起东自东海，西到巴尔喀什湖，北自贝加尔湖，南迄南海的辽阔而统一的疆域，使得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第一个鼎盛时期。百家共存，相互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竞争、攻诘与诋毁，以道、儒两家为首的派系矛盾愈演愈烈，斗争日趋尖锐。这种派系间的斗争一旦被分裂割据的诸侯所利用，便与当时削藩集权的政治大一统极不谐调。在疆域一统、政治一统、军事一统、经济一统的形势下，汉武帝也在积极地寻求着与之相适应的思想大一统。于是乎，政治大儒董仲舒应运而生，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为汉武帝所激赏，并在全国范围内严厉推行。
学术自由似乎与封建割据相依伴，随着分裂的消失，百花齐放的局面自然终结，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即为思想统一之肇始；汉朝建立后，分封的刘姓诸侯势力日大，几成分裂割据之势，一时间，百家争鸣，似乎又出现了一个相当“繁荣”的时期，而汉王朝削藩的成功又注定了百家消亡的命运。专制集权统治者绝对容不得半点异己思想，听不得半点不同声音，文化大一统势在难免。只是董仲舒的“独尊儒术”被汉武帝作为一项“国策”严厉推行之后，儒家的“一言堂”便永远居于文化大一统的核心，即使在此后长期的战乱与封建割据时期，再也没有出现过一次诸子复兴、百家争鸣的活跃局面，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盗来西方“火种”， 才打破了这种儒家独尊的垄断地位。
诸子百家中，封建统治者为什么独独看中、选择儒家作为中国文化的轴心？儒学何以具有如此巨大的“魅力”，哪怕在战乱纷纷、政权林立的分裂时代，也能“一枝独秀”地主宰中国文化的命运？ 董仲舒那“一劳永逸”的“成功”密码何在？儒教的“一家独唱”在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中沉沉地笼罩着中华大地，给我们民族到底造成了多大的影响？……这些，都是我们在思考中国古代文化时不得不面临的严肃而重大的课题。
二
汉高祖九年（公元前198年），董仲舒诞生在赵国广川县一个名叫董家庄（今河北省景县河渠乡大董故庄村）的普通村子。有关他的家世，史书未见记载。但从他小时候就接受启蒙教育这一点来看，当是出生在一个家境比较富裕的庄户人家。董家庄没有学堂，小孩读书，得走上十多里路程，到邻近的十里长村去就学。十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