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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要求，与日本实现“和平”，只不过是秘密出逃，另立反蒋*的傀儡伪国民政府罢了。
高宗武到了日本之后，先后会见了日本首相近卫、外相有田八郎，参谋次长多田骏，陆相板垣征四郎，陆军省军务课长影佐祯昭，参谋本部中国课长今井武夫等人。高宗武与上述各人是如何交谈的，因为没有当时的记录，他本人始终未有过任何说明，因此，难于完全了解。但是，根据当事人影佐及今井武夫，以及周佛海的回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确定由汪精卫“出马”，与日本主持“和平”交涉。
影佐祯昭在他所写的《曾走路我记》中说：“我和高宗武在箱根会见了两次。我记得高宗武是这样说的，归根结底，日本现在不承认蒋政权，为了造成日中之间的和平，也许必须找蒋介石以外的人。而且不管怎样，除汪精卫之外，就不容易找到别人。汪早已痛感有迅速解决日中问题的必要，称道和平论，而国民政府内部终究不能容纳他的主张。为此，不如从政府外部掀起国*动，开展和平运动，由此造成蒋听从和平论的时机。这样较为适当。”178
今井武夫回忆说：“高宗武在日本逗留期间，与板垣陆军大臣和多田参谋次长等进行了会谈。当时我参加了会谈，给我的印象是：‘高似乎对于以蒋介石为中心解决日华两国间的事变盼方案已经死心了，他改变态度不再提出这个主张，只是热心地专门听取日本方面的发言。’”179
高宗武于7月15日左右返抵香港的，但他一直不往汉口报告。19日，周佛海在日记中写道：“闻宗武返港数日，迄无消息，布兄（指陈布雷——笔者）亦无所闻，为之焦虑。”180周佛海回忆说，高宗武回到香港后，曾写了一份赴日本的情况报告，由于事关重大，而且又是背着蒋介石去日本的，因此他没有勇气回汉口报告。他想自己必定会遭逮捕，不然则将不能从汉口脱出了，于是他便将报告书交由周隆庠送回汉口送交周佛海。
周隆庠是在7月22日下午由香港飞抵汉口的。周佛海得知后，立即召其来谈。是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宗武派周隆庠迭其报告呈委座，召其来谈，并约希圣来谈，派人送报告交布雷。对方坚持要委座下野，令人失望。5时谒汪先生，谈半小时。”181
从拥蒋到反蒋（4）
关于这一情节，周佛海在《中日事变秘闻：我的斗争记》一文中说：
我接到其报告书看了一遍之后，便认为要立刻给蒋介石看，还不如先到汪先生的地方与他商量一下才好，便拿到汪先生的地方，并对汪先生说：“本来要拿此报告书给蒋介石看的，但因为有写着日本是希望汪先生出马的字句，倘使您对此字句认为不大好，不妨把此汪先生的字削除起来为妙。”我这样一说，汪先生却说出：“这是没有关系。”遂仍照原文交给蒋介石看了。182
从这些记述与回忆中，我们可以明确看出两个问题。第一，关于是由日本还是由高宗武首先提出要汪精卫“出马”的问题，毋庸置疑，是由日本方面提出的。否认国民政府，不以蒋介石为对手，是1月16日以来，日本一贯的灭华方针。7月8日，日本五相会议决定的《中国现中央政府屈服时的对策》中，以“蒋介石下野”作为“屈服”的必要条件。12日五相会议决定的《适应时局的对中国的谋略》，15日五相会议决定的《建立中国新中央政府的指导方针》中，也都把蒋介石下野，分裂和改组重庆国民政府作为使中国“屈服”的条件。在蒋介石“下野”之后，代之而起的必然是汪精卫；分裂或改组重庆国民政府的唯一人选，在日本看来，也只有通过汪精卫才能实施。
第二，汪精卫所以敢于让写有“汪先生”名字的报告，不加删改的交给蒋介石看，既说明他决心充当日本的侵华工具，又说明他有恃无恐，妄图凭借日本的支持，取蒋之地位而代之。
那么，蒋介石对此是何种态度呢？7月25日，周佛海在日记中记有：“与周隆庠谈委座阅宗武报告后之态度及处置”，但他并未具体写明蒋的态度及处置办法。只是后来在回忆此事时说：蒋介石在看过高宗武的报告后，便交给张群看。由于他不知道汪精卫事前已看过，所以特地嘱咐张群：“你看过之后，交给汪先生看吧。”183
如果周佛海的回忆是真实的话，说明蒋介石当时不知底里，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只是当成一般问题予以处置。“但是经过三天之后，蒋介石便招呼陈布雷，以怒气满面地说出：‘高宗武真是太大胆了，谁允许他上日本去呢？！自今以后，我与高宗武断绝关系，完全与他无关系了。’并且命令停止付给其每月8000元的经费。”184
这说明蒋介石的态度是很明确和坚决的。但是，周佛海并未由此停止其通敌活动。为了支持高宗武继续留在香港，他便从其宣传部的经费里，每月拨出3000元，供其使用。他说，由于蒋介石下令停止付给高宗武的活动经费。“这一来，对高宗武答应过愿负责任的我，就陷于非常的困难了。当时我因为担当宣传工作，所以便将宣传费的内中，每月提出了3000元给他用，并请其‘暂时再观形势吧！无论如何你必须暂时稍等一等才好’。”185
周佛海敢于违抗蒋介石的命令，并擅自从宣传部的经费资助高宗武留在香港，继续暗中通敌，说明他与蒋介石之间，在坚持抗战还是与日本谈判和平的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深。这种政治上的分歧，必然发生对蒋介石政治态度的变化，这就是由拥蒋而转变为反蒋。而且随着战局的发展，这种态度的变化越来越强烈，以至最后促汪反蒋，另立反蒋*“新政府”。
从拥蒋到反蒋（5）
6月上旬，日军开始了进攻武汉的军事行动。日军分两路，一路自合肥南下，一路由芜湖西上，于13日占领安庆，接着逆水西上，陷马当、彭泽。7月4日占领长江咽喉湖口。26日攻古九江，取得了攻占武汉的桥头堡。江北之敌，在连陷安徽舒城，桐城之后，接着占领了潜山，从而控制了大别山右翼的战略据点。江南之敌，于8月24日攻占江西瑞昌，接着向赣北进攻。10月5日，江南日军迫近粤汉铁路重镇咸宁。9月6日，广济、武穴相继陷于敌手。29日，长江要塞田家镇失守。10月19日，日军攻占湖北浠水，直指武汉。与此同时，江北日军在相继占领安徽六安、霍山、河南商城、潢川、罗山之后，于10月12日占领豫南重镇信阳。从而形成了对武汉的三面包围态势。
在武汉保卫战开始后，蒋介石曾决定利用武汉地区的有利地形，调集百万大军于武汉周围地区，以图粉碎敌人的进攻。在当时三个月的持久战斗中，战局时有顿挫。作为宣传部代理部长的周佛海，本应配合武汉会战，大力进行鼓舞士气、发动民众、支援抗战的宣传鼓动工作。但周佛海却消极应付，并因此受到蒋介石的责备，又加上宣传部人事问题与蒋意见不合，因此对蒋极表不满。
关于人事问题，蒋介石曾拟调宣传部主任秘书、周佛海的得力助手许孝炎，任湖南省民政厅长，周佛海误以为蒋介石此举是拆宣传部的台，不胜愤极。由于宣传工作不力，8月12日，陈布雷以电话告诉他，谓“委座表示三月来宣传无成绩”。13日，周佛海召集宣传部有关人员商讨今后统一宣传办法时，参加会议的人认为拟定的方案与蒋介石的希望甚远。对此，周佛海本应努力设法，力谋改进，但他不仅不如此，相反，在情绪上却极为抵触，并以辞职相要挟。他说：“蒋先生之理想，亦过于离开事实，决不能实现。此事宣传部必受斥责，余亦不辞，必要时当退避贤路也。”186
8月17日，周佛海曾奉命赴重庆，主持宣传部主要事务，出席国民党中央会议。9月21日，在武汉会战紧急之时，蒋介石为加强宣传鼓动工作令周佛海再往武汉一行。但他以“此间各事须亲自主持”为由，电请暂缓。直至24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朱家骅再电周佛海，谓“委座重视宣传，嘱仍赴汉一行”之后，他才不得不派人去预订27日的飞机票，飞往汉口。他在是日的日记中写有当时的不满心情。他说：“此行受苦，冒险、义不容辞，惟恐委座不明下情，过于吹求督责，令人怄气耳。但此行惟气决难幸免，亦惟顺受而已。”18727日，他在日记中写有抵达汉口后的心情。他说：“明日谒委座，对于宣传必多指摘。闻最近肝火甚旺，难免谩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