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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能帮我搞碗红烧肉？肥点，我想补补脑子。说完，还带点孩子气地笑笑。
江青对此是看不惯的。实在说，她是懂一些营养学的，出发点也是为了毛泽东。她说：“老板岁数已经不小了。吃肥肉多了不好。现在形势好转又不是没条件，多吃点鸡鱼蛋，吃点瘦肉更好。”
有次毛泽东连续工作三昼夜，每昼夜只吃两餐素面或麦片粥，是用茶缸子煮的。他吩咐李银桥：“饿了，你想办法弄碗红烧肉来，还要肥的，我补补脑。
江青知道了，皱起眉头说：“真是改不了的农民习气！你不要弄了，贺老总不是送来腊肉和鱼了吗？给老板做得有滋味些。什么不比那碗红烧肉强？”
吃饭时，毛泽东见没有红烧肉，发了脾气，大声责问侍立一旁的李银桥：“怎么回事？交代了的事情为什么不办？是办不了还是不想办？啊！”李银桥看看坐在旁边的江青，江青不做声。毫无承担责任的意思。李银桥不好说出江青，一阵委屈，哭了。就那么一声不响地站着流泪，什么话也不解释。毛泽东似乎看出了什么，不再责问李银桥，抓起筷子草草吃了几口饭。
饭后，毛泽东把李银桥叫进屋，声音变得温和：“我发脾气不对，可是……怎么回事？又是江青？”
李银桥只是流泪，不肯说。毛泽东追问再三，他才说出是江青的交代。毛泽东拍了桌子：“我就是农民的生活习惯，我本来就是农民的儿子！我吃饭不要她管，今后我吃我的，她吃她的。就这么办了！””
大凡毛泽东讲出的话，轻易再不肯改口。此后，毛泽东和江青一直是各吃各的。偶尔在一个桌子上用餐，也各吃各的饭，各吃各的菜。江青的菜，毛泽东从不动一筷子，他就有这么股倔劲。毛泽东的菜，江青仍坚持要夹几片尝尝，她是想关心一下毛泽东的饮食，但轻易再不敢多嘴。何况，毛泽东说过，能吃辣的人革命性强，她总要夹片毛泽东的菜辣辣嘴。
江青身上的娇骄二气渐渐变得明显。她驯烈马时的那种泼辣强悍，行军作战时的热情朝气越来越难得看到。在杨家沟居住的后期，她房间装了电铃。于是，卫士值班室的电铃便经常震响。她越来越习惯支派人，使唤人。早晨起床，她总是拥被而坐，在床上擦脸漱口，由卫士用木盘端来早餐，吃过才起床。据说这是受外国人现代生活方式的影响。记得有次电铃又响了，值班卫士张天义赶紧跑去她房间。工夫不大，张天义回来。我们问：“什么事？”他沉默片刻，叹了口气：“唉，江青越变越娇气了。过去行军，她常鼓舞咱们振奋精神。可现在……唉。”李银桥问：“到底什么事呀？张天义苦笑道：“她要暖水袋。其实暖水袋就在旁边，迈一步就能拿到，她就不肯自己动手。”
大家沉默了。我猜大家一定和我想的一样：江青变了。过去行军。她能关心同志。走累了，她动员大家唱歌。唱累了，她出谜语叫大家猜。有个谜语我至今记忆犹新：“日行千里不出房，有文有武有君王。亲生儿子不同姓，恩爱夫妻不同房。”行军休息时，她叫李钠给战士们表演京剧：解手时，她给我讲解妇女卫生知识……那时真有一种亲密的战友情谊。现在形势好了，她怎么这样快就以主人自居，把同志们当佣人一样使唤起来？
这时，由毛泽东提出的以“三查”。“三整”为中心的整风运动进入高潮。一天，江青忽然向李银桥发牢骚：“真见他娘的鬼了！查来查去竟查到我头上来。我明明是1933年入党，有人就硬说我是1935年！”
这样的事情李银桥是不好插嘴的，只能老老实实听着。江青见他不附和，便皱起眉头显出不悦。因为平时她是喜欢李银桥的。叫其他卫士都是不叫名，只喊“卫士”唯独叫李银桥时。喊“银桥”，特殊看待的意思。
“银桥，他们还说我对你好，送你衣服了。我送过你衣服吗？”江青问。
“没有！李银桥急了，喊起来：“谁说的？”
“还是的吧．造谣嘛！有些人打起仗就往后撤，一来运动他就在前冲，专门整人！他们整我就是想整主席，在延安时候就这么整厂江青忽然换上一种神秘的表情，煞有介事地感叹：“你们年轻哪，不了解历史，特别是党内一些斗争。在江西苏区有人就整主席，那是想要他的命哪！就那么搞来搞去，冤死过多少人呢……你们是不知道啊，我过去也不知道……”片刻，她皱紧眉头狠狠哼了一声，“搞么，这次你搞人家，下次人家就可以搞你，看看谁搞倒谁！”
对于我们这些来自基层的同志，一向只接受正面教育，哪里听说过这种话呀？一时目瞪口呆，气都忘了喘。
第二天早晨，毛泽东的房间里便传出争吵声。当时，毛泽东工作一夜，准备休息。江青睡了一夜，准备起床。两个人就在床上吵起来。卫士组组长李银桥站在外面，光着急，不好进去劝。以往，毛泽东与江青发生争吵。工作人员视争吵内容决定劝不劝。有时能劝，有时不能劝。这次是为了江青的历史，并且牵涉到她年轻时的生活和恋爱方面的事，自然不好进去劝。似乎江青让毛泽东替她说句好话，毛泽东不答应。毛泽东的声音充满愤怒；既然没问题，你怕什么？为什么要让我说话？接着是江青吵嚷：他们搞的不是我，我不过是个小小的秘书……毛泽东的声音严厉：党员接受组织审查，任何人都不能特殊！江青哭着嚷：反动报纸的宣传能相信吗？他们还骂你和朱德是土匪呢，多少次登报说你被击毙，能信吗？有些人和反动派唱一个调，那是为了攻击你！毛泽东突然吼起来：“你这个人混！你给我滚，滚出去！这声吼许多人都听见了。
江青披着衣服冲出门．脚步稍一顿，从我窗前快步走过，一边擦着泪，到周恩来的窑洞里去了。每次她与毛泽东发生争吵。总要去找周恩来哭诉。周恩来善于调解各种复杂的矛盾，就连董必武发脾气，打儿子这样的事，他也是一听就去，去了就能劝住。
院子里静极了，工作人员都悄悄守在岗位上，没人议论，没人走动。直到中午十二点，江青才从周恩来的窑洞里出来。
这时，毛泽东已经起床，李银桥小心翼翼端洗脸水进去。一般情况下，毛泽东醒后并不马上起床，由卫士递条湿毛巾，擦擦脸，接着便喝浓茶。边喝边看报，或者批阅文件。他有躺在床上办公的习惯。
这一次，毛泽东擦过脸后，没有马上看报。他望着李银桥，伤感他说：“你是党小组长，我跟你说，江青是我的老婆，要是我的公务员早把她赶走了。
李银桥1938年参军，一直是在首长身边当公务员、勤务兵。给周恩来当过卫士，而后又给毛泽东当卫士。他有经验，他知道毛泽东不需要他说什么劝解话，只需要他听。毛泽东像普通人一样，苦恼时需要找人诉说，发泄心中的郁闷。
“唉，凑合着过吧！”毛泽东抬眼望着窑顶，沉默片刻，又垂下眼帘，声音低沉懊丧：“当初结婚没搞好哟……如今，我这个情况，我这样的人，再闹离婚包不好。背了政治包袱……政治包袱哟！”
接连两天，毛泽东和江青彼此不说话。这件事还是周恩来帮助解决了。江青解脱后，曾经很感激周恩来。她说周恩来温和文雅，善于体谅人，人前人后，她都是称周恩来为恩来，称邓颖超同志为邓大姐。进城后，她很少去看望其他人，但是常常要去西花庭看望周恩来和邓颖超，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前。“文化革命”中，江青大反周恩来，越往后越激烈，我们都曾大惑不懈。倒是与她“并肩战斗”过的陈伯达，因为从同一营垒里出来，说出了一定道理：“她善于隐蔽，善于向人暂时献媚，乘文革动乱之机，使用一切好计，凡是阻碍她的，触怒她的，不论什么人，不论什么小事，她都视为大逆，都想加以消灭。”
“三查”“三整”的一段时间里，江青恢复了对周围工作人员的热情和友好态度。然而，运动过后，她便故态复萌。记得到西柏坡后，机关养了一头奶牛。毛泽东夜里工作太累，有时便挤些牛奶给他喝。我不懂怎样热牛奶，放在火上，以为和烧开水一样，便走开了。时间并不长，回去一看，锅已经烧红了，牛奶不见了，只剩一屋子糊味。主席喝不上奶，我急哭了。江青为此发了脾气。事后她训斥我们整个工作人员：“你们是为我和主席服务的。我们只要不高兴，就是你们工作没做好！”李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