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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宦官在盐上谋利的花样繁多，手段狡猾。对盐政破坏的结果是，商引壅滞不行，私盐充斥，百姓饱受盐价过高之苦，政府收入减少，为了军事目的创设的食盐开中制亦因此“废弛殆尽”，出现了商贾困敝、生产凋零、边储日乏的困境。显然，这些都足以使边防力量削弱，财政危机加深。
（二） 宦官之财富
1。 权宦之巨额财富
按照官样文章，宦官除衣食于内廷外，收入是很少的。洪武中定内外文武官员俸饷时，正一品月俸米八十七石，而宦官月俸米只有一石。但随着宦官的被宠信日增，“以功加岁米”者屡见不鲜。成化时，汪直加至四百八十石；正德时，张永加至三百余石；嘉靖间，张佐加至二百四十二石，麦福加至三百七十石，黄锦加至五百石，等等。如此几百倍地增加俸饷，固然惊人，但其数字毕竟有限，实际上这些权宦的收入远远不止此数。赵翼曾经指出：“明代宦官擅权，其富亦骇人听闻”［126］，他们中有些成了家资百万的暴发户。正统时，王振在京城内外有第宅数处，皆重檐邃阁，陈设豪华；建智化寺，所费以数十万计。《明史·王振传》谓抄他家时，搜出“金银六十余库，玉盘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余株，他珍玩无数”。成化时，抄尚铭家，“得资数万，辇送内府者，累日不绝”。梁芳糜费帑藏，还以各种借口贪污盗窃，把累朝积储的七窖金弄得精光。弘治时，李广以巨额钱财“起大第，引玉泉山水前后绕之”。正德时，抄刘瑾家，得大玉带八十束，黄金二百五十万两，银五千余万两，其他珍宝无算。嘉靖时，抄李彬家，得货银四十多万，金、珠宝不可胜计。万历时，冯保在原籍盖第宅五千四百八十间，庄田跨都邑。抄他的家，得金银百余万，珠宝无数。至于天启时的大权宦魏忠贤，则除了营建大宅外，在香山有“制作规模仿佛陵寝”的“自营生圹”一处［127］。在《劾魏忠贤疏》中，杨涟还揭发他在原籍河间“起盖牌坊，镂凤雕龙，干云插汉”，又“发银七万两，更创肃宁县新城”。其家财据时人估计，“籍还太府，可裕九边数岁之饷”［128］。
二、明朝宦官与经济（19）
2。 权宦之巧取豪夺
上述宦官的巨额财富从何而来？除主子有限的“恩赐”外，主要是靠贪污受贿及敲诈勒索等超经济剥削。
贪污是中国封建官僚政治固有的基本特征之一，到了商品货币经济比较发达的明朝——尤其是明中叶以后，更是如此。尽管朱元璋在洪武年间立法甚严，甚至有贪污六十两银就“剥皮实革”的规定，但明代贪污搜刮之风事实上却甚于历代。作为封建官僚政治中最腐败势力的代表者宦官，则表现得比一般官员更为突出。其所以如此，恐怕是因为皇帝要求臣下的，主要是绝对忠君，而不是如何贪廉。这里有很鲜明的例子：嘉靖时，太监杜泰提督光禄寺，“贪甚，所干没内帑银以巨万计”，被光禄寺少卿马从谦告发，杜泰遂亦奏马从谦诽谤不忠。结果，“上竟以从谦诽谤，发极边卫充军；泰革任，以能发谤臣罪，免罪。从谦遂死杖下。”［129］由此可见，宦官是作为皇帝的心腹而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在君王眼里，他们是最忠诚者。在皇权的庇护下，他们贪污勒索的肆无忌惮，也就无足称奇了。
正统时，王振在朝觐日大开其门，不分日夜地听任各级官员具礼进见，但是，只有所具礼“重至千两者，始得一饱一醉而出”［130］。成化时，东厂太监尚铭动辄罗织京师富室，以求重贿。弘治时，李广专设有受贿登记簿，中用隐语，“黄米”为金，“白米”为银，列名者中，“有居部寺之尊，有专将帅之寄”者。到正德时，刘瑾专权，更是“有事非纳贿不免于祸”［131］。行贿亦用隐语，以万为“方”，以千为“干”［132］。各地镇守太监由于向刘瑾纳了贿，不仅“得预刑名狱讼”，而且可以放心地、几乎是公开地“肆意诛求，无所忌惮”。当宁王朱宸濠准备谋反时，太监张忠，少监卢明，司礼监太监张雄，东厂太监张锐，司礼监少监秦用、赵秀，镇守太监毕真，都分别不止一次地接受过他的贿赂，刘瑾本人更是受朱宸濠重贿，帮他恢复从前被削夺了的护卫。有了武装力量，“濠反谋遂成”。
翻阅明中叶后各朝的《实录》、《明史》、《中官考》以及各种有关史籍，上面载及宦官贪污勒索事例的，多得不可胜计，除侵吞公款外，其手法之五花八门，足以令人瞠目咋舌。如成化时，宦官到浙江，“所至，缚守令置州中，得赂始释”［133］。 云南有个富翁病癞，其子颇孝。镇守太监钱能遂以癞病会传染军士为名，声称要将这富翁沉于滇池，借此向他的儿子敲诈了一大笔。当时又有一个姓王的人，以卖槟榔致富，人称之为“槟榔王家”。钱能又执其人，诬以“僭号二字王”，致其家倾家求免［134］。正德时，陕西镇守太监不仅收女儿“脂粉钱”，还有老人“拐杖钱”，寡妇“快活钱”。
这些贪污勒索的手，甚至直接伸到皇帝头上。万历十年（1582），神宗朱翊钧的同胞妹永宁公主选驸马，冯保纳京师富室梁邦瑞数万之赂，遂不顾梁邦瑞“病瘵羸甚”，极力助成，结果成婚之时，梁“鼻血双下，沾湿袍袂，几不成礼”。过了一个月，竟一命呜呼，致使公主几年后亦郁郁病死。万历四十二年（1614），葬神宗生母孝定皇太后时，原定征用人夫三千人，后来宦官中饱私囊，“折价用八百”，刚巧碰上下大雨，棺材“比旧加大，肩重难胜”，只好停了下来，由兵部“发昌平兵助之”，才把棺材抬到陵地［135］。这两事对千方百计搜刮金银，逼迫宦官向他“孝顺”金银的神宗来说，不能不说是莫大的讽刺。
宦官对钱财雁过拔毛的例子，亦比比皆是。
万历三十五年（1607），工科右给事中王元翰在题为《稽积弊以裨实用》的奏疏中尖锐地指出：“每一兴作，库藏发百万，朝廷只得十余万金之用，库藏发十万，朝廷只得万余金之用。”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在于提请金额的是宦官，而施工之时，实权亦操在他们手里，工部难于插手。这些虚耗了的钱财，“既上不在官，又下不在民”，仍然是落到了宦官的腰包。他甚至提出以后内监提请三分的，只要给一分尽可够用了。王元翰曾经亲自经手桥梁与感恩殿等工程，亲眼见到施工过程中以少为多、以劣充好、偷盗物料等现象，所以他的奏疏很有可信性。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记述到京师的营造时，也指出宫廷营建费用，比民间加数百倍。乾清宫修理一扇坏得不太厉害的窗，宦官即估价至五千金，还未满足。三十八年（1610），田成叔在《催箭楼兴工疏》中，奏称自己到神木厂查验，见起盖箭楼的各种构件如梁、柱、枋、椽、榱桷、斗拱之类，均已砍削完毕，随处散放，只是由于开始工部与内监会同估价时，内监陈永寿提出要十多万，工部以为太多，加以削减，陈永寿遂加以阻挠，迟迟不动工，致包办这项工价的匠头张成等赔垫银两，未得收入分文。同疏中，还揭露三十六年（1608）修都重城等处时，内监马谦以包工为名，领银万余两全部放入私囊，工程并没进行。天启年间更是“债帅”剧增，“上自大将副将，下逮参游阃帅备总，千夫长百夫长之属，无不各有定价”，有缺出时，只要贿赂于要津中贵，即可得之，当然，这笔贿赂费是“偿之部下之卒旅”［136］。
二、明朝宦官与经济（20）
宦官肆无忌惮的贪污勒索，严重助长了封建社会无法根除的积弊——几乎无官不贪的歪风。“以廉者为拙，以贪者为能”，“有事非纳贿不免于祸”，“民间细事无不以贿”，造成“贪鄙成风，廉节日丧”［137］。崇祯元年（1628）七月，户科给事中韩一良在上疏中揭露：“今世何处非用钱之地，何官非爱钱之人……向以钱进，今安得不以钱偿？”“上司督取既多，……至考选朝觐，动费四五千金……而欲守令之不爱钱乎？”这真是一语中的，连崇祯皇帝朱由检亦以其能切中时弊，命韩一良于廷臣中朗诵奏本，给予嘉奖，并越级提升他为右佥都御史［138］。但是，韩一良仍未敢把矛头指到宦官身上，宦官的借机贪污依然如故。如崇祯五年（1632）冬季以后，每有警报，便令百官进马，并及鞍辔，于御马监交纳。这“进马原以急功，乃适为内射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