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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当做真理，把美国对苏东的宣传都当成了事实。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的“民主”攻势不断深入人心，为1989年后的苏东剧变创造了有利条件。
###等电台也长期对中国进行宣传战，除了制造一些所谓中国人听不到的消息外，他们还炮制了许多中国领导人之间矛盾和斗争的谣言，对中国的西藏历史大肆歪曲……每当中国出现政治运动和政治###时，总是美国的对华广播电台最活跃的时期。在真真假假的消息报道当中，美国政府办的这些广播电台就把他们要宣传的意识形态灌输进来。美国人当初很忌讳自己的政府控制宣传机器来影响舆论的做法，因此国会1948年通过的《史密斯—蒙特法》就规定，只允许###电台向外国（而不是本国）的听众播出亲美国政府的新闻。其实，美国人似乎很虚伪，他们自己的听众不信的东西可以向外国人灌输，只要最终结果对美国有利就行。否则，国会怎么会通过一项法案，只把某种消息给外国人听，而不让本国人听呢？
美国政府不仅控制、操纵着美国对外的新闻媒介，对美国国内的新闻报道也有严格限制。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还发展起了一整套控制新闻报道的措施。
20世纪70年代，美国虽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却没有打赢越南战争。美国政治家总结经验后，认为是新闻报道起的负面作用太大，影响了美国公众的士气。此后，美国政治家们与军事专家们都达成了一种默契：当美国对外展开军事行动时，要限制新闻报道的时间，战斗要快，让新闻报道一下子完成，不要陷在里边拔不出来。对战斗造成的意外损害，要简单地描述，不让新闻界知道太多细节。
美国人总结的经验让英国人学了去。当1982年英国与阿根廷为马尔维纳斯岛打仗时，英国政府便对新闻媒介采取了控制措施：限制一小部分记者到战地采访，文章刊登前先交政府审查，禁止外国记者到战斗现场采访，等等。没想到，英国的做法却得到了“东施效颦”的效果。战斗打响后，英国民众急于想了解事态发展，这大大激发了英国记者的创造力，他们想尽办法打听消息，焦急之中把英军的部队调动情况都报道了出去，结果阿根廷军队掌握了情况后在战场上占了便宜，使英军付出了重大伤亡。
美国人吸取了英国的教训，决定在外部武装冲突时，要尽量使媒体报道“不在场的现场”，只让记者拍摄一些冲突地区的草图，用笔粗线条地勾画出一些冲突各方的形势，以满足观众的好奇心。正是以这种方法，当美军1983年干预格林纳达和1989年干预巴拿马时，电视根本没有报道现场的情况。后来，经过了海湾战争与科索沃战争，美国政府和军界又把这些控制新闻报道的技术加以改善，变成战争前大肆渲染、战争打起后少报道战场画面。
美国军方与新闻界还达成了一种合同式的关系，立了些新闻报道的“规则”。这些规则虽说是君子协定，但在美国这个注重习惯法的社会里有着相当大的法律约束性。1984年1月10日，国会通过了《新闻报道军事活动的原则声明》，指出美国的军事活动应该有新闻报道随同，但新闻报道必须事先做好计划，所有的参与方都应被报道。1984年2月，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手下负责与媒体联络的小组通过了一个文件，提出了三点建议：当由于军事秘密而必须限制报道自由时，要为一些特殊限定的新闻小组提供新闻消息；如果参与报道的记者遵守地面部队准则与安全条例，就保证他们获得军事行动的消息；这些规矩要根据每次军事活动进行调整，违反规矩的记者将被排除在外。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时，美国政府下发了两个文件，分别称为《沙漠盾牌地面准则》和《新闻媒体指南》。这两份文件规定美军指挥官必须把新闻报道当做任务之一。
有这些文件做法律依据，美国政府与军方就能在对海外进行干预时控制美国的新闻报道，从而影响舆论。
在美军发动伊拉克战争后，布什政府更加发挥了控制媒体的技术，使美国新闻界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压抑。《纽约时报》的专栏评论家克鲁格曼把这种压抑分为三种：（1） 在“9？11”恐怖袭击后，大部分新闻界人士都认为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应该适当地压抑对美国最高首长的批评。（2） 许多持自由派观点的记者们也对布什政府非常宽容，这是因为许多人都有“偷懒”的习惯，从政府那儿拿来信息就用，不加分析，也怕自己对政府信息抱怀疑态度而被扣上“非理性地恨布什”的帽子。（3） 右翼势力对敢于出轨的新闻记者的威慑。“9？11”事件后，如有记者敢对政府的措施“发难”，他的电子邮箱里就会塞满了充满仇恨的恐吓信，右翼势力会组织力量在其他新闻刊物上发表大量诋毁他的消息，以破坏他的名誉，最厉害的是，政府会向他封锁内部消息，而这对新闻记者的生涯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布什政府上台以来，美国政府不仅限制新闻媒体对美国在海外干预行动的报道，有时还干脆花钱“买通”一些专栏作家撰写支持政府言论的文章，也通过自己管辖的部门炮制一些颂扬总统政策的录像，并向其他电视机构传播，假充电视新闻报道。在布什的第一任期内，布什政府用于公关的费用几乎是克林顿第二任期的两倍。“9？11”之后，白宫便拟定了宣传的新战略，鼓励关于反恐战争的正面报道，吹嘘美国在阿富汗及伊拉克用武力推动民主革命的成果，为布什政府出兵海外寻找理由。
布什政府还控制着一些与新保守主义观点相同或相似的新闻机构，借他们之口宣传自己的政策。比如，福克斯公司与媒体链接公司就经常受政府之托来搞宣传，福克斯公司有一个庞大的新闻网，它向其130家附属电视台提供的新闻录像很多都是政府部门炮制的新闻。一位从事新闻推销的公司经理大言不惭地说，任何电视新闻机构都不可能拥有充足的人力、时间或财力去报道所有有价值的新闻。90％的电视新闻编辑室现在都要依赖新闻录像。
2002年9月11日，福克斯公司下属的孟菲斯电视台播出了“9？11”事件周年特别报道，着重报道了美国如何帮助解放了阿富汗妇女。孟菲斯电视台的记者克拉克在报道中解说道，阿富汗妇女一度被禁止上学和就业，现在终于脱下了长袍，开始从事裁缝和面包师的工作，首次享受到了医疗保健，甚至得以参加新兴的民主。克拉克的报道似乎证实了布什的外交政策的中心论点：美国在国外的大力干预是在传播民主自由，改善当地人的生活并赢得朋友。然而，孟菲斯人不知道的是，此次采访节目完全是美国务院的承包商一手策划的，采访中的引语与解说词都是该公司提供的。
美国国务院有一个下属部门称广播事业管理办公室，大约由30名编辑和技师组成。2002年初以来，他们在白宫的批示下开始制作配有解说词的特写报道，其中大肆鼓吹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成果，为布什政府出兵找借口。然后，这些报道被广泛发往世界各地，供当地电视台使用。这些对外宣传的报道本属于《史密斯—蒙特法》管辖，也就是不得播给美国听众。然而，自从布什政府展开了反恐战争后，美国的宣传也不只是给外国人听了，这些对外宣传也开始“出口转内销”，因为美国国内的老百姓也需要进行一些“思想教育”。为此，美国务院的官员解释说，《史密斯—蒙特法》不适用于广播事业管理办公室。
当美国进行海外干预时，政府用来引导新闻报道的原则很简单，主要可以归纳为三条：
（1） 要树立敌人的形象，即需要动员一切力量来打倒的恶魔。从这一角度来看，布什在一次讲话中不经意地说出了“十字军东征”一词其实是故意的，因为它最能调动美国人的情绪，能调动起美国人的一种宗教狂热。为了树立恶魔的形象，美国媒体经常要把敌人描绘成极其残忍的暴徒，比如在科索沃战争前就把塞尔维亚人描写成搞种族清洗的暴徒，大肆宣扬他们发现的“万人坑”。在伊拉克战争前，美国媒体也把萨达姆政权描写成暴行累累的政权，还拿伊拉克平民当人肉盾牌去抵御美军的进攻。
（2） 把美国的军事行动描绘成正义的战争，把美军描绘成正义之师。在极度渲染了敌人的残暴后，美国媒体会让人感到，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