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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辞世的噩耗。就在朱成山馆长一行南京人民的代表赴日本参加东史郎葬礼，为这位临终前还表示“我写的和说的都是事实，法庭为什么要判我败诉，以败诉来结束人生我不服”的倔强老人送行之际，我写了一首题为《雪落金陵》的小诗发表在《金陵晚报》上，表达我对这位从未谋面却已“知心”的日本友人的悼念：
新年里的第一场雪
使人想起你白发飘飘
行色匆匆的面影
素洁纷飞是你绵长的思绪吗
又一次萦绕你
七回谢罪的江东门
那堵伤痛至今的石墙前——
你仍在抚摸流血的数目字
告诉世界：谁将一个无瑕的青年
变成了十恶不赦的“日本鬼”
他又怎样在灵魂的救赎中
化身成了一棵正直、挺拔的树
……2006年的第一场雪呀
在南京高高的城头上
清晰地映照出一位东瀛老人
温润又坚毅的眼睛
差不多与此同时，我也从报纸上读到了朱成山馆长发自日本的长篇报道，深情而详尽地记叙了他在东史郎家乡参加葬礼的实况、观感以及老人的生前身后事。更为不易的是，仅仅过了两三个月，我又读到了这部题名为《我与东史郎交往13年》的书稿。说实话，我真难以想象书的作者，一个从早忙到晚、各项活动排满了日程、一周工作七天也不够用的“当家人”，怎样跟自己的睡眠抢时间，何其神速地完成这部十几万字的新作。我想唯一合理的解释，这是一本早有准备，用心、用理解和友情、用孜孜不倦的工作和实际行动“写作”了十三年的书；是作者自认识东史郎那天起，就在这不平常的“交往”中投入了一个中国公民、历史研究者、社会工作者和“忘年交”的热忱、深思与负责精神，为联系过去和未来、消弭隔阂与障碍而打开了一本有益于世道人心的书。没有这样的前提和实质，再快、再高明的写手恐怕也难以胜任如此有分量、有意义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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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二（2）
每个时代的重大事件面前，都会有表现出色的证人。他们之所以出色并为世人所称道，是因为他们在同那些企图掩盖事实真相的撒谎者、作伪者、常常是位高权重者的斗争中，表现出了坚持真理、承担道义的非凡勇气和诚实笃行的宝贵品格，充分显示了“真”与“善”的力量——无论遭遇怎样的打压，也决不屈服、决不后退，即使生前没有争取到公平的对待，但在良心和正义的法庭上，他们早已是无可争辩的胜利者。眼前这本新书的已故主人公东史郎，就是这样一位值得怀念和敬重的“历史性证人”。本书作者以他的亲身经历和见闻，向我们介绍了东史郎老人的感人故事、《东史郎日记》和《东史郎日记》案的来龙去脉，不仅为我们描绘了这位由侵略战争的“加害者”（其实也是受害者）转变为“忏悔者”、觉悟者和中国人民真朋友的光明历程，也记录了声援和支持东史郎斗争的一批日本进步人士的生动群像。如果说贯穿全书的鲜明主题是中日两国民间人士在“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共识下携手搭建跨越鸿沟和阴霾的和平与友谊之桥的话，我们清楚地看到了犹如“精卫鸟”般勇敢坚定地在日出东方的广阔地平线上传递着新世纪希望的“搭桥”者们的身影……
本书作者朱成山先生，是一位对抗日战争史有深入研究、在“南京大屠杀”专题上著述丰富、涉猎广泛、贡献突出的学术带头人。继《为300000冤魂呐喊——朱成山研究南京大屠杀史文集》两巨册和其他多种专业史书出版后，《我与东史郎交往13年》一书的问世，既是他史学研究和社会工作的新成果，也是他写作领域中的一项新开拓。与他过去的论著有所不同，这部新书更偏重于记实和写人，有更多的细节和故事，有更多的情感流露和文采飞扬，但又不失学者的严谨、选材的精当和观点的犀利。作为南京市文联2006年度签约作品，说它是近年来金陵文坛在报告文学和传记文学方面的一项重大收获，是一点不为过的。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书体现了时代精神的思想内涵和不可多得的属于“第一手资讯”的真实事件、人物刻画与场景再现，一定会吸引越来越多的读者、研究者和关注者的目光，显示它非同寻常的价值。
因为说到底，这一切的努力和已经取得的成功，都寄托着来自现实生活和历史深处的“真”与“善”，千真万确地属于南京这座曾经付出巨大民族牺牲、如今遍地生长着挺拔青松和傲雪红梅的千秋名城的永恒记忆，如同她脚下厚重的城砖，如同她身旁天堑的飞虹。
（丙戌清明后三日，写于玄武湖边）
作者简介：
冯亦同，一级作家。中国作协会员，南京作协顾问，南京国际和平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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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三（1）
有一个不能忘记的日子，2001年12月13日。
那一天，我们开展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者活动后，进行了呈递弹劾判决追诉状的行动。
由于日本最高法院驳回了上诉，东京高等法院的不当判决成了定论。为此，东史郎先生对做出这个判决的奥山法官发起了弹劾行动。在日本的司法制度中这是最后的法律手段。
这次弹劾审判提出之时，东史郎先生已因长期的诉讼斗争导致健康状况恶化，正处在与疾病抗争艰难痛苦的生活中。但是，仅我所知道的，他已先后三次起草过“追诉请求状”。这时提出的“追诉状”，可以说是其总集编，写下了对奥山法官判决的最猛烈驳斥诉状。
那天早晨8时30分，我在京都车站等候东史郎先生。东史郎先生终于到了，只见他摇摇晃晃地走过来，脚上受了伤，还流着血。虽然他说：“不疼，没关系。”我却知道不可能不疼，但也只能在车站的医务室做了简单应急处理。
东史郎先生在这天里，是早上4时起的床，然后乘车去峰山站，坐6时的电车前往京都，从京都再换乘火车，到东京大约还要4个小时。在为南京大屠杀真相诉讼持续的9年间，东史郎先生每次都是按这样的路线去东京地方法院、东京高等法院和日本最高法院的。但是，在这一次，大概是因为疲劳，他在车中睡着了。车到了京都却没有发现，经乘务员提醒后，他急急忙忙想要下车，脚绊了一下摔倒了，受了伤。到底是什么人让89岁的老人这样劳顿，我真是非常地愤怒。即使这样，在这一天中，东史郎先生仍以凛然的姿态参加###和呈递追诉状等活动。这个日子，是我和东史郎先生去东京法院的最后一次。因此，也就成了不能忘记的日子。
东先生自从过了85岁后，受到癌症、大动脉血栓、肠梗阻等多种疾病的侵袭，反复地入院出院。虽然他的亲属从医生那里多次听到“后面只有半年到一年的生命”。但是，他却以与生俱来的勇气，直至93岁都在顽强斗争着。即使是在诉讼中造成的身体严重透支、满身病痛时，他也一直在追究战争责任，讲述历史事实。但是，我们日本这个国家，对这位讲出历史真相的老人，又是多么残酷地对待呢？
2005年12月27日，我去东先生住院的与谢野海医院探视。那是一个寒冷的日子，刚下了创历史纪录的大雪，积雪近1米厚。病房里的东先生戴着氧气面罩，已经不能说话了。我像往常那样向他报告了12月13日参加南京的追悼纪念活动的情况，在枕边，我把朱馆长赠送的《成长之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馆20周年馆志》送给他并向他进行说明。东先生伸出手，想让我把书放在他手里，是想说些什么吧？发出了辨别不清的语句。东先生的妻子久江对我们说：“山内女士、西村先生，你们来看望他，他心里很清楚，很想说些什么。”看来，他是想对我喊出：“我想再一次去南京。”
从那天起，一周后的1月3日上午11时48分，东史郎先生去世了。虽然我早有思想准备，知道分别的日子总要到来的，但还是久久地感到伤心悲痛，眼泪怎么也止不住。我立即将这一恶噩电告了朱成山馆长。
朱成山馆长、南京市对外友好协会孙文学副会长、常嫦女士从遥远的南京赶来参加葬礼。这三个人还同时带来了南京人民的悼念。东史郎先生离开了这个世界，他走时，在南京大屠杀真相诉讼过程中，曾在“一个战壕里”共同战斗过的战友们都来送行，对于东史郎的遗属是多么大的安慰呀。
就在那个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