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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怎样传达？是传达广一些好，还是传达窄一些好？传达广一些，对干部教育有好处，但是容易联系到反右。应该规定个传达范围。
毛泽东说：“是应该定一个范围。要搞一个决定。”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这一提议表示赞同。
进入1962年秋季，北戴河有些凉风。没想到这股风一直吹到了北京，吹到了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
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几乎全部是带全局性的、战略性的论断，如果不正确对待，可能在实际上使正在进行的国民经济调整发生转向，也可能使整个国家的工作重心发生变化。为了就这一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北戴河会议决定接下来就在北京召开中央全会，继续讨论这些问题。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会议第一天，毛泽东再次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及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指出：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问题，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毛泽东在会上还继续批判所谓“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
毛泽东说：近来有股平反之风，无论什么都要平反，那也是不对的。我们的方针应当是：真正搞错了的，要平反；部分搞错了的，部分平反；没有搞错，搞对了的，不能平反。
没有搞错？难道是彭德怀问题没有搞错吗？毛泽东没有明确说明，但显然他认为是对的。
就在毛泽东讲话时，康生递了一个条子：“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
毛泽东接着就念了这个条子，并说：近来出现了好些利用文艺作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事。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
当天，康生提议，被列为审查对象的彭德怀等5人不必要再出席全会，国庆节也不上天安门。9月27日，中央全会正式通过组成对彭德怀的专案审查委员会，进一步进行审查。
毛泽东说：我们除了在国际上同“帝、修、反”的矛盾外，国内也还有人民群众同修正主义的矛盾。我们过去叫它做右倾机会主义，现在看，恐怕以改一个名字为好，叫中国的修正主义。
从后来发展的情况来看，实际上，毛泽东这里所说的修正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冲着1962年上半年的“三风”也就是党内分歧说的。
9月25日，董必武在发言中说到了“单干风”。
毛泽东插话说：邓子恢同志曾当面和我谈过保存责任田，我跟他谈了一个半钟头的话，我就受了一个半钟头的训，不是什么谈话，是受他的训。邓子恢同志还跟别的同志谈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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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支持了农村“包产到户”（11）
刘少奇、周恩来马上回答，并作了解释。
毛泽东说：建议可以，但不能采纳。
当然，这句话的背后含意是很明显的：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没有对“单干风”进行抵制，反而予以支持。没有抵制就是错误的，不能容忍的，更何况支持呢？
毛泽东说：中央农村工作部搞资本主义，邓子恢是“资本主义农业专家”。
26日，刘少奇在会上发言。他再一次说：自己对困难形势的估计太严重，承认“今年5月对困难估计得多了一些”。对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表示完全赞同。
刘少奇说：
1959年到1960年所遇到的困难是革命胜利后头一次考验我们。我们在困难面前有三种态度，第一种是克服困难，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第二种是被困难吓倒，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往后倒退；第三种是利用我们的困难，向党发起进攻，企图推翻党的马列主义的领导。第一种态度是正确的，而第二种、第三种态度是错误的和反动的。我们要坚持第一种态度，反对第二、第三种态度。现在，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形势已有好转，我们更应该坚定。但是，在宣传上还要说有困难，要继续克服。
但是，对毛泽东提出的阶级斗争和阶级的问题，刘少奇再一次郑重提出：对全党干部进行教育是必要的，但是要划个范围，“会议精神的传达应该有个范围，不向下面传达，免得把什么都联系到阶级斗争上来分析，也免得把全党的力量都用去对付阶级斗争。用少数人对付就够了，全党不要卷入这个斗争中，受它干扰，妨碍工作。”
刘少奇在两次不太正常的会议上，两次郑重提出这个问题，需要相当大的勇气和果敢的魄力。
刘少奇坚持了自己的意见：留有余地。
毛泽东接受了刘少奇的建议，要求全党“绝不可以因为阶级斗争妨碍我们的工作”，“不要因强调阶级斗争放松了经济工作，要把工作放到第一，阶级斗争跟它平行，不要放在很严重的地位，不要让阶级斗争妨碍了我们的工作。”
八届十中全会最后规定：这次会议的精神只传达到行政17级以上干部，不向下级传达，不在全党展开讨论。
但是，毛泽东接受刘少奇的这一建议是有条件的：经济工作不能放松，阶级斗争也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这次会议后，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基本上按照原先的布置继续进行，国民经济逐步恢复和发展，但同时在政治上大力强调阶级斗争，一步步升级，出现进一步扩大化的趋势。
于是，如同庐山会议一样，七千人大会后开始的一系列调整工作，实际上也是针对几年来的“左”的错误进行纠正的工作，被迫降低了力度，在一定程度上也被中止了。
以七千人大会为标志的再一次纠“左”，也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作出了十分的努力之后，被迫中断了。其程度不同的恶果，也就很快到来了：庐山会议后出现的是大反右倾，出现的是国民经济陷入困难时期，与后来的浩劫相比，这还仅仅是一次小的挫折，而且这一次挫折还有部分的自然因素；自北戴河会议与八届十中全会后，出现的就不是反右倾了，而是阶级斗争的扩大化，是“资本主义道路”与“社会主义道路”之争，是反对党内的“修正主义”，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这一次浩劫，却是实实在在的人为因素。
在刘少奇看来，八届十中全会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他的工作重点自然而然地分为两个：一是国民经济调整，二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刘少奇顶着很大的压力，继续主持在他力争下才得以幸免的调整工作。尽管越来越举步维艰，但刘少奇没有丝毫退缩的迹象。自1962年10月15日开始，至11月27日，刘少奇一共主持召开了九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会，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的调整工作进行调查。刘少奇要求各个部门都要继续进行国民经济调整，在经济情况有所好转的情况下，不要松劲，“国民经济开始好转，但是还要紧张工作。”
刘少奇支持了农村“包产到户”（12）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刘少奇逐步开始了国民经济调整时期，进一步的发展经济、改革探索的阶段，开始在各个场合阐述自己的这一系列改革的主张。
尽管有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使整个国家出现了“两张皮”的现象：一是经济调整继续进行，一是阶级斗争问题不断被扩大化。但是，1962年的国民经济状况，到下半年开始有所好转：减少城镇人口2600万人；基本建设投资减至67亿元；钢为667万吨；煤为亿吨。同时由于大规模的关停并转，工业结构趋于合理，农业战线得到了加强。农村劳动力从亿人增加到亿人，粮食、棉花、生猪收购价格提高了10％—20％以上，几年内共向农民退还平调款20多亿元，这都使农业市场迅速恢复和发展，当年粮食总产量达到3200亿斤，比1961年增加250亿斤。财政状况也有所好转：以前多发行的60多亿元货币很快回笼，1962年财政结余亿元，这是自1958年以来，国家财政第一次由赤字转为盈余。
在国民经济有所好转的情况下，刘少奇仍然保持了冷静的头脑：要抓紧，要继续努力工作，不要再来一次调整。
虽然“四清”运动已经开始，但在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的坚持下，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再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改革与发展。
1963年9月，中共中央举行了工作会议，讨论1964年国民经济计划以及农业、工业等方面的发展问题。会议决定：自1963年起，再用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