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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庆施说：现在看，单干不行，这个方向必须批判。
刘澜涛介绍了西北局围绕“包产到户”问题展开争论的情况。陶铸、王任重也曾经到广西龙胜县座谈过包产到户的问题。陶铸、王任重召开的座谈会记录，在北戴河会议上，被毛泽东批发给与会者看，并加批语说：“这个文件所做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后所提出的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
北戴河会议的初期，与会者按照刘少奇等人审阅过的通知的内容进行了讨论，集中的问题是“包产到户”等农业问题。
毛泽东说：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娶小老婆的。
毛泽东说：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有百分之几十？有的说20％，安徽更多。就全国来讲，这时期比较突出。究竟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村合作化还要不要？还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主要就是这样一个问题。现在有单干之风，越到上层越大。闹单干的是富裕阶层，中农阶层，地富残余，资产阶级争夺小资产阶级搞单干。如果无产阶级不注意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搞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阶段，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长期存在的，包产到户，闹单干，就是搞资本主义。
毛泽东对七千人大会后刘少奇所主持的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对形势的估计问题，作出了“黑暗风”的评价和结论。
毛泽东说：我周游了全国，从中南到西南，找各大区的同志谈话，每个省都说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看来并非一片黑暗。有的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
毛泽东说：究竟这二年如何？有什么经验？过去几年，有许多工作没有搞好，有许多还是搞好了。有人说农村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这个说法对不对？有些同志过去曾经认为是一片光明，现在是一片黑暗，没有光明了。是不是一片黑暗，两种看法哪种对？现在有一部分同志把形势看成一片黑暗了，没有好多光明了，引得一些同志思想混乱、丧失前途、丧失信心了。
毛泽东在中心小组会上说：共产党垮得了垮不了？要有分析，不要讲一片光明，也不能讲一片黑暗，1960年下半年以来，不讲一片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或者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乱，于是提出任务：单干，全部或者大部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否则农业就没有办法，单干、集体两个竞赛，这实质上叫大部分单干。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我在周游“列国”时，在光明、黑暗的问题上只是露了一点，提了个题目。这两年讲困难讲黑暗合法，讲光明就不合法了。这次会议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你们讲黑暗讲了几年了嘛！越讲越没有前途了。
刘少奇支持了农村“包产到户”（9）
毛泽东说：有那么一些人，没有干劲了，怎么办？他们鼓单干之劲，鼓黑暗之劲，鼓讲缺点错误之劲。讲光明、讲成绩、讲集体经济，他们就没劲了，怎么办？
显然，在国民经济调整问题上，毛泽东与包括刘少奇在内的其他领导人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毛泽东同意调整，但有一个前提：必须首先肯定1958年以来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不容许有任何的触动，因此对形势的估计、对困难的认识，必须与此相适应。而刘少奇主持的西楼会议、五月会议都对此作了相当多的触动，并对总路线、“三面红旗”等问题有所存疑。
这在毛泽东看来，是动摇。
因此，引起了毛泽东对国内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扩大化和绝对化的论述。
毛泽东说：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存在不存在阶级？在外国有人讲，没有阶级了，因此党小组是全民的，不是阶级的工具、无产阶级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不存在了，全民专政没有对象了，只有对外矛盾的。像我们的国家是否也适应？
毛泽东说：只要有阶级，阶级斗争，一万年也要搞，哪有有阶级不进行阶级斗争的？
还有，庐山会议的问题，一直是一个禁区：彭德怀问题已经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党”。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一度为过去曾经批错了的党内外人士平反，而且刘少奇主张不能一个一个甄别，要“一风吹”，但是彭德怀的问题却一直压着。
刘少奇虽然多次提出庐山会议的问题，但在彭德怀问题上，他也不可能大踏步地跨越“雷区”，不敢为彭德怀平反问题说话，而是尽可能地淡化。
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对此作了两方面的分析：一是彭德怀“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问题，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不算错误”；二是“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
彭德怀对刘少奇的后半句话，感觉到莫大的冤枉，于6月16日给中央写信辩护，称之为“八万言书”。8月22日，他又给党中央写了一封短信，鸣冤诉屈，“我带着苦闷的沉重的心情，再次请求对我所犯的错误，进行全面的审查，作出正确的处理”。
对此，毛泽东说：1959年反右倾斗争，大多数是搞错了。彭德怀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1959年反右倾不能一风吹。我们只坚决反对背后捣鬼的，不怕搞阳谋的。
这就成为另一个重要的议题：“翻案风”。
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党内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尤其是存在着出现“修正主义”的倾向。
毛泽东说：在中国一定不出修正主义？这也难说。儿子不出，孙子出，不过不要紧，孙子出了修正主义，孙子的孙子一定会出马列主义。按辩证法，事物总是要走向它的反面。我们也不一定不走向它的反面。
毛泽东讲这些话，表明了对刘少奇这一时期所主持的中央工作十分不满：一是在对形势的估计上，刘少奇是第一个也是最坚决的要对困难要估计够甚至估计过分了都不要紧的人，而且他作为中央第一副主席，其影响是很大的；二是在农业生产问题上，刘少奇先后多次表明了自己对“包产到户”、“责任田”等能够对农业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作用的经营方式的态度，就是毛泽东所批评的“没有顶住”；三是对党内一系列的所谓严重的“翻案”、“修正主义”等倾向注意不够，甚至是“麻木不仁”。
刘少奇不得不对此进行了自我批评。
11日，刘少奇在中心小组会议上作了检讨，承认五月会议对形势和困难的“估计过分了”。
但是，刘少奇作为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还要考虑到国民经济调整这个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大问题，非常担心毛泽东的讲话会冲击正在进行的国民经济调整。
刘少奇支持了农村“包产到户”（10）
刘少奇虽然同意毛泽东的分析，但刘少奇也有自己的认识和看法，以至于影响到他对“四清运动”的性质上同毛泽东产生了迥然不同的论断。
眼下，面对毛泽东的批评，刘少奇作了检讨；然而，面对毛泽东对形势、对情况的估计和分析，刘少奇该怎么办？
不可能当面抵制，也不可能背后抵触，反对是不可能的。怎么办？只能任由毛泽东的论断也存在，但是又不要冲击正在进行的经济调整。
夹缝中求生存：国民经济调整与阶级斗争不断扩大化并行不悖吗？
刘少奇不得不作出一个选择：在阶级斗争问题上有保留地同毛泽东保持一致，在国民经济调整问题上则不遗余力地继续坚持下去。
8月20日，刘少奇在中心小组会议上提出一个当时只能由他提出的建议：
这次会议如何传达？这次会议讨论阶级和阶级斗争，一讲阶级和阶级斗争就联系很广，传达时要联系到对干部的教育问题，讲好了，对干部教育有好处，但是，这是个复杂问题，闹不好在实际上可能发生反右。阶级斗争一联系，什么问题都联系上了，比如自留地多少，生产责任制、包工包产等等。现在实际上是研究的问题，容易划分不清，把什么都联系到阶级来分析。究竟怎样传达，应该规定个范围。
究竟怎样传达？是传达广一些好，还是传达窄一些好？传达广一些，对干部教育有好处，但是容易联系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