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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在上海看了安徽搞“责任田”的材料，认为这是非常时期必须采取的办法，就打算向毛泽东进言。7月初，陈云回京后同刘少奇、邓小平等几位常委交换了意见，看法基本上一致。
刘少奇说：工业上退够，农业上也要退够，可以在一些地方实行“包产到户”。
同时，田家英回京后，在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支持下，开始起草一个使包产到户合法化的文件。
7月6日，陈云给毛泽东写信说：“对农业恢复问题的办法，我想了一些意见，希望与你谈一谈，估计一小时够了。我可以走路了，可以到你处来。”
当毛泽东还在邯郸时，田家英就下决心以秘书的身份向毛泽东进言，打长途电话要求面陈。回答是：“主席说不要着急嘛！”
尽管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人都对“责任田”、“包产到户”等问题有过明确的态度，但是，最终还要看毛泽东的态度。
而比较集中的就是在毛泽东刚刚从邯郸回京的几天：陈云、邓子恢、田家英接二连三地向他汇报，几乎都是同一个问题：赞成包产到户。这使毛泽东非常生气，也感到事态的严重性。
7月初，毛泽东从邯郸回到北京。当天晚上，就约见了陈云。陈云阐述了个体经营与合作经济在我国农村相当长的时期内还要并存的问题，现在在农村实行分田到户，这个办法实质上就是包产到户。当前要注意发挥个体生产的积极性，以克服困难。当时毛泽东并未表态。第二天，有人说：毛主席很生气，严厉批评说：“分田单干”是瓦解集体经济，是修正主义，这是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陈云闻听后，缄默不语。北戴河会议初期，陈云就写信给邓小平并毛泽东，说是身体状况不好，要求请假。陈云就没有参加后来大批特批“单干风”的北戴河会议。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见了田家英。田家英系统地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和主张：现在全国各地已经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农民，约占30％，而且还在继续发展。与其让农民自发地搞，不如有领导地搞。将来实行的结果，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可能达到40％，另外的60％是集体和半集体的。现在搞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是临时性的措施，是权宜之计，等到生产恢复了，再把他们重新引导到集体经济。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一言不发，与刘少奇在田家英汇报时性急地打断他的汇报，滔滔不绝、毫无保留地讲出自己的意见，完全不同。
田家英汇报快要结束时，毛泽###然提出一个问题：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
这一来，一下子把田家英给问住了。这个突如其来的提问，田家英毫无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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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支持了农村“包产到户”（7）
毛泽东又问：“这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
田家英意识到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马上回答：“是我个人的意见。”
毛泽东没有发表任何的明确意见，不过这种态度已经非常明显，没有说出来而已。
田家英从游泳池回到办公室，心情很沉重，对其他人说：“主席真厉害。”
就在田家英向毛泽东汇报前后，邓子恢在许多地方作了报告，也去向刚刚回京的毛泽东汇报。当然，邓子恢可能事先并不知道毛泽东对陈云、田家英的汇报没有表示出明确的态度，实际上就是不赞成甚至批评的态度。
7月17日，邓子恢应邀去毛泽东那里汇报工作，向毛泽东谈了他5月上旬向毛泽东报告的《关于当前农村人民公社若干政策的意见》的内容，并就刚刚收到的宿县符离区党委的《关于“责任田”汇报》的内容，陈述了自己对“责任田”、“包产到户”的意见：“责任田”能够做到“五统一”，不是单干；“责任田”是一种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适应广大农村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和要求，也是广大农民的需要，有强大的生命力，农民不愿改变。
毛泽东仍然一言不发，只是听。等邓子恢起身要走时，毛泽东淡淡地说：把你给我的报告和符离区党委的汇报送来，我要看看。
后来，毛泽东批评邓子恢说：“他那个讲话一训，训了我3个钟头，水泼不进，话说不出啊！”
当年11月，邓子恢领导的中央农村工作部被撤销。毛泽东给了这个机构一个评价：“10年中没干一件好事。”
接二连三的“包产到户”、“责任制”的汇报，使毛泽东不得不对形势和情况作出新的判断：该到反击“单干风”的时候了。
就在田家英汇报后，毛泽东在一次小型会议上批评他回到北京后不修改《农业六十条》，却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
对刘少奇这一时期主持中央一线工作，毛泽东也表露了不满。毛泽东指责刘少奇在包产到户问题上为什么没有顶住。
毛泽东的态度已经非常明朗。
薄一波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1962年7月上旬，毛主席从邯郸回来，主意已定，对邓子恢、田家英同志主张“包产到户”（他认为这就是“单干”）十分反感，对少奇、陈云、小平同志没有抵制甚至赞同也不满意。9、10、11连续三天下午他分别把河南的刘建勋、耿其昌同志，山东的谭启龙同志，江西的刘俊秀同志召来北京商谈农村工作问题。针对各地出现“包产到户”，他提议以党中央名义起草一个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改由陈伯达主持，不让田家英同志参与其事。毛主席后来在北戴河会议上说：为什么搞这么一个文件，讲巩固集体经济呢？就是因为现在这股单干的风，越到上层就越大。毛主席态度明确以后，大家不能不跟着转变态度。
刘少奇也是其中之一。但是，他的态度，转变得并不彻底，刘少奇非常谨慎地对“包产到户”问题存疑、“研究”。
7月18日，刘少奇在一个会议上讲话，参加会议的主要是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下放到主要产粮区的100多名司局长以上干部。
针对集体经济，刘少奇说：要巩固，要发展农业生产。
当然，刘少奇也批评了“包产到户”的做法：
现在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不够巩固，相当多的集体经济不巩固，发生动摇，许多地方的农民，甚而至于干部，要求单干，要求分田到户，或者包产到户。集体经济不巩固的原因有多种，有集体经济内部的原因，有集体经济外部的原因，有天灾的原因，有过去的五风使农业生产受到很大的破坏的原因，有国家征购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太多的原因。……现在已经有的地方散了，单干了，或者包产到户了，大概每一个地方都有，数量不算很多，有一部分，全国大概已经有20％以上采取各种形式散了，包产到户了。有一些现在还没有散，但是要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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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支持了农村“包产到户”（8）
这是刘少奇的批评，但他也有个存疑，有个尾巴：怎样巩固集体经济？一是要调整集体内部的关系；二是要实行按劳分配，就是要实行责任制。
把必须实行责任制同巩固集体经济联系起来，这一点，可以说表明了刘少奇对实行责任制以转变困难形势抱有坚定的信心。
因此，即使毛泽东的态度已经明确，但是，要说刘少奇完全改变了自己的看法是不对的。他留下了一个余地。
但是，这个“尾巴”到底也被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打掉了。
对“包产到户”、“责任制”的批评和批判，实际上引发了毛泽东认为要出“修正主义”的看法，也促使毛泽东作出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论断。
八月的北戴河，凉风习习，确是一个避暑的好去处。本来在国民经济调整顺利进行，国民经济状况有所好转的情况下，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应该是一个气氛轻松、继续励精图治的会议。
1962年7月25日至8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讨论农业、商业及国家支援农业等问题。
此前，毛泽东要陈伯达主持起草一个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7月17日，文件初稿拿出。7月20日，在中南海怀仁堂由陈伯达主持召开了一次有各大区书记参加的起草委员会会议，座谈该决定。会上对包产到户采取了否定的态度。
柯庆施说：现在看，单干不行，这个方向必须批判。
刘澜涛介绍了西北局围绕“包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