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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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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召开一次这样规模空前的大会?
  各路诸侯,一方水土的“父母官”,都希望听一听中央的声音,更希望听一听毛主席的声音。
  形势的确困难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经过一年多的调整,到1961年底,国民经济尤其是农村形势已经开始好转,工业滑坡也已停止。但是,国民经济仍然处在困难境地:长期以来的“打破平衡”,“大跃进”,使各条战线发展很不平衡,城市供应紧张的局势仍很严峻。同时,由于党内各级领导干部对形势的认识还不统一,对国民经济调整的战略转变准备不充分,对其重要性和必要性、严重性、紧迫性认识不足,很多地区和部门仍然徘徊观望,影响了调整政策的贯彻执行。
  虽然中央下了决心,但全党的决心还没有最后下,还没有使全党统一思想,全力投入到调整中来。
  因此,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
  1961年11月5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
  他在会议上宣布说:根据毛主席和常委的意见,即将召开的扩大会议要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统一全党思想,以便集中力量做好调整工作。政治局要为这次会议准备一个报告。
  1961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工作会议,为即将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作准备。
  12月11日,邓小平作国内形势的报告。
  在邓小平作报告时,刘少奇插话说:
  这个时期的缺点错误,责任是谁的?第一,中央负责;第二,省市负责;第三,省市以下也有责任。各有各的账,大家来检查一下,回到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上来。不说老实话,或者虚假浮夸,故意多报,故意少报,这种事情作为党的纪律也要定一下,以前的就算了,以后如果再搞这种事情,要开除党籍,或者至少要受纪律处分。
  刘少奇还说:1959年庐山会议是个关键。那个时候搞调整就好了。庐山会议前半段是搞调整的,庐山会议的下半段就否定了上半段。
  自此,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托,负责起草在扩大的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1961年12月22日,刘少奇看完报告的第一稿后,找参加起草报告的陈伯达、吴冷西和胡绳谈话。
  刘少奇劈头就说了自己的意见:还是1959年庐山会议上那两句话,一是成绩讲够,二是缺点讲透。具体地说就是:一、过去四年的缺点、错误要摆开讲,有多少讲多少,放开手讲,不要吞吞吐吐,重病要用猛药,要使人出一身大汗,这才能接受教训;二、这几年的错误,中央负主要责任,要在报告中代表政治局作自我批评,否则下面不服;三、关于分散主义要列举表现事实,每个省、每个部都要有例子,一个也不能缺,这种现象太多、太普遍了;四、这几年的错误,同党内过火斗争,特别是1959年庐山会议上不反“左”只反右、后半段否定前半段、会后又在党内普遍进行反右倾斗争,有很大关系,党内民主不够,使许多错误不能及时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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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方诸侯会京城,刘少奇一语惊梦(2)
刘少奇嘱咐说:你们这些秀才们,不要怕这怕那,束手束脚,要敢讲老实话,讲过了头也没有关系,反正是草稿,错了政治局负责。
  1962年1月9日,报告形成了第一稿,刘少奇当天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当天就看完了报告的前两部分,并在给田家英的信中要他转告刘少奇、邓小平等:报告前两部分已看过一遍,“觉得好”。
  刘少奇主持起草报告,几易其稿,自1962年1月17日至24日,他就先后主持了8次报告起草委员会会议,对报告进行修改。
  1月25日,刘少奇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基本上通过了他主持起草的向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报告。
  刘少奇明确说:
  现在有一个七千人的大会在这里,包括县委第一书记、第二书记,还有厂矿、各部门的同志。这么多人,要统一思想,统一认识。而从1958年以来,我们又发生这样多问题,一方面有很多成绩,另一方面有很多缺点错误,到底如何认识,这是一个大问题。要统一认识,统一思想,以至以后还要统一计划,统一行动。这是我们党内目前的关键时期的一个关键问题。
  的确如刘少奇所说,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何等容易?
  这是中央的想法:要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全力进行调整。
  但是,各路诸侯都有一个统一的想法:想听一听中央怎样对待这些问题?怎样走出困境?
  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各省市区的负责人、各县的负责人,都有着同样的心情。
  毛泽东怎样看的?1961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一次同邓小平的谈话中说:我们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立场,站在95%以上的人民这一边,是不会受孤立的,天塌不下来。但是,这几年我们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心情比较沉闷,一定要有紧迫感,做好工作,摆脱困境。
  第二天,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了毛泽东的心情:
  毛主席去年(1960)、前年(1959)心情不那么愉快,今年(1961)很高兴,因为具体政策都见效了。过去几年,包括“大跃进”3年,总的来说,我们办的好事是基本的,也出了些毛病,也有缺点错误。这些缺点错误,我们要把它总结起来,好的、成功的、错误的,统统总结起来,变成财富,使我们的工作一天比一天走上轨道。
  毛泽东后来在无锡同华东几个省的负责人说:明年(1962)这一年的工作很重要,明年要抓工、农、兵、学、商、党七个字,要大抓一年,这几个方面都要理出一个头绪来。这次会议(七千人大会)要好好议一下过去的经验教训,要有个统一的看法,要步调一致,以便在这个基础上前进。
  薄一波回忆说:
  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连续3年多的失误,国家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都出现了严重困难。中央领导同志头脑逐渐冷静下来,开始在一系列会议上总结教训。
  到1961年底,总结教训、纠正错误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主要是调整政策和调整经济,使农业形势开始露出了好转的苗头,工业的滑坡也已停止。但由于党内思想认识不统一,调整工作遇到一些阻力,深入不下去,国民经济仍很困难。
  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的江渭清回忆说:
  我带领江苏的省、地(市)、县及部分重点厂矿企业的领导同志,赴京参加了会议。当时大家曾想:中央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刻,召开这样一个大会呢?……我领会,中央请全国几级干部都来参加会议,其目的就是要大家一道来认真总结3年“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以便统一思想,做好工作,战胜困难,脚踏实地地前进。
  这毕竟是比较上层的领导干部的心情,相对而言,来自最基层的干部的心情更能反映出当时普遍的心情。
  他们毕竟是最基层的“父母官”,面对困难形势,他们的心情在没有中央的指示的情况下,陷入了一片茫然。
  

八方诸侯会京城,刘少奇一语惊梦(3)
当时,有很多县委书记从未到过北京,当他们入住高级宾馆时,有一种“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
  中共龙山县委书记王福彬回忆说:
  当时,我国正处于严重的经济困难之中,我们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也是如此。全县农业生产已经连续三年歉收,农作物收获面积由1958年的92万亩下降到78万亩左右,粮食产量由亿斤下降到亿斤左右,粮食平均亩产由201斤下降到135斤左右。
  由于1958年“大跃进”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兴起的高指标、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的做法,使整个工作十分被动。1961年,中央接连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等指示,但由于多种原因,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工作中“左”的错误还在延续,干部作风问题也不少,强迫命令、多吃多占等现象时有发生。
  面临这样的局面,干部和群众,党内和党外议论纷纷,思想很混乱。尤其是在党内,相互埋怨的腐蚀党内的团结的情绪在滋长。不少干部对当时经济困难的形势看法很不一致,对“大跃进”4年工作的评价也褒贬各异。
  ……
  当时,我作为中共龙山县委主要负责人之一,思想上也陷入了痛苦和迷惘中。一方面,看到经济每况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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