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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一个人只要有这样抗艰苦的信念和毅力，人生中什么样的经历都不难跨越的，这包括肉体的苦难和精神的炼狱。凭着这种抗艰苦的信念和毅力，使我的战士生活过得非常充实又年年有进步。第一年当了连队的文书，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选为连队团支部副书记，在全师文书兼军械员比武中获得第一名。第二年当了八班班长（尖子班），加入中国共产党，获得神枪手称号。第三年调到团后勤处任文书，并提拔为干部任团后勤处战勤参谋，每月工资53元，当时一起入伍的战友，津贴才8元。我的提干任命是步兵第五团团长吴铨叙、政委米养民签署的，职务是步兵第五团第一营第三连排长，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最后一批直接提干的命令，这以后产生的解放军干部必须是军队院校毕业的，这一天是1979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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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井童年
我小时候住的那条弄堂，紧傍西湖东岸的湖滨路，在弄堂中就能望到碧波粼粼的西湖水。窄窄的弄堂笔直笔直有几百米深，刚好能驶入一辆小轿车，坎坎的水门汀路面年久失修，坑坑洼洼。弄堂里，老式连体石库门楼房列在两侧，还夹着几十间参差不齐的私人平房。这些石库门楼房建于20世纪30年代初，是一位丝绸巨贾投资的。由于地段好，品质好，房租高得惊人，新房客入住仅交给老房客的转让费就要几两黄金。新中国成立后，这里的住房大多分给平民百姓居住。这里的房价目前仍是杭州最贵的，据2004年11月4日的浙江《今日早报》报道，在此地建造的名珏公寓是号称离西湖最近的住宅，不带任何装修的毛坯房最高售价已达4万元人民币/平方米，月租金达到20美元/平方米
弄堂的一个出口是湖滨路，有一座湮隐在法国梧桐绿茵中的五层建筑临湖饭店，算是最奢华的建筑了。那碧绿的法国式建筑，不仅把西湖点缀得更加别致素雅，也把狭窄简陋的弄堂遮掩得严严实实。
弄堂的另一个出口是著名的东坡路，解放前是妓女出入的地方。据老人说，日本鬼子侵入杭州前，城里的妓女都集中在拱振桥。那时女人对骂最恶毒的话是：“臭婊子，你是从拱振桥出来的？”“贱货，到拱振桥卖×？”大人吓唬女孩：“再哭，送你到拱振桥去。”可见当时杭州人对拱振桥的厌恶之极。日本鬼子侵入杭州后，妓女们先集中到南班巷、吴山路，后迁至东坡路。
弄堂里的石库门楼房有几个墙门被日本老鸨租下开堂子，门框上方花冈岩过梁刻着“特殊慰问所”字样。父亲曾在管辖这个弄堂的上城区公安局湖滨派出所工作，对这里情况很熟悉。（听父亲讲，这里居民身份很复杂。有位邻居大妈曾经是高级妓女，进出都是小轿车接送。也有靠妓女们发财的娼鸨，隔壁墙门住着一对老人，解放前养了三个妓女，据说解放后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是其中的一位“女儿”，招了女婿，“女儿”为他们还生有几个孙子。邻居中还有靠收租生存的二房东，“文革”期间抄家，曾从一位二房东家中抄出四只黄金铸成的金鞋子。
这里虽然住着百十户人家，却很少有喧闹的氛围，这与弄堂周围车水马龙的景象格格不入。陌生人一踏进这条弄堂，立刻像进入怡静的卧室。我每年从部队回家休假时，总觉得弄堂太安静了，空气是那样的冷漠、混浊、郁闷，呆久了又是那样的亲切、温馨、安逸。这里的人有早睡晚起习惯，很有规律。尤其是冬天，无论大人小孩，总要睡到不能再睡的时辰才匆匆起床，草草洗漱，时间安排得不折不扣，每天离家上班上学的钟点不会误差半分钟。晚上，八点一过，弄堂里便会漂来一位大妈吵哑呆板的吆喝声，“楼上楼下，门窗关好，东西挪进，火烛小心”。周而复始，由远而近，再由近而远，最后消殆在夜幕中。每当她的吆喝声响起，弄常里便能听到关门窗、放脚踏车、收衣物的声音。不久，各家各户玻璃窗内的灯光，像一双瞌睡的眼睛眨巴眨巴相继熄灭，弄堂变得静悄悄、冷清清、阴森森。
我的家就在弄堂的一个墙门内，前有“天井”，后有“晒台”。楼上楼下有6户人家，我们家5口人加一位保姆住二楼一间17平米房间，楼下同样面积的房间却住着三代10口人。通风、隔音条件非常差，楼上掉一只筷子，楼下便会如雷贯耳。楼下的住户经常会因为楼上住户动静太大而大声指责，有时还会拿晒衣服用的竹杆捅地板以示抗议。条件再差，毕竞是自己的家。父母为了避免我受“污染”，对我交的小朋友有严格的限定，还经常把我关在楼上，不让我与邻居们的孩子玩。所以小时候的性格很孤僻，除了看书，就喜欢异想天开。
弄堂里住着一位农业科学家，后来才知道叫吴耕民，浙江农业大学和他上虞老家都有他的塑像。他的外孙是我的幼儿园的同学叫储小印，因为是书香门弟的缘故，父母亲从不限制我们的交住，我可以经常去他家玩。他们家住着整个墙门，也就是我们6户人家住的一幢房，生活条件非常优越，我当时特别馋储小印每天能喝一瓶牛奶。我到他们家去时，偶而也能见到吴耕民，他戴一副极度近视眼睛，非常和蔼可亲，储小印的父亲是吴耕民的得意门生，也是位农业科学家。他们家的书香气息与弄堂简陋狭窄的市井氛围形成强烈的反差，对我的童年影响很大，是我能够感悟“书中自有黄金屋”这样理念最原始的萌芽地。这条弄堂已被夷为平地，盖了一座五星级的利星凯悦大酒店。我常常自诩，一座不伦不类的大酒店掩埋了一个历史，毁掉了两个名人旧居。
我的父母亲都是杭州市的普通干部，一直对我寄于厚望，绝对是望子成龙心切。上小学时，每天早上5点钟，父亲就把我从睡梦中叫醒，让我的一位表兄施紫光陪着到西湖边去吊嗓子。父亲看到那时唱样板戏很吃香，就想让我学唱京戏。没有人指导，只是每天赶我起床去练嗓子，他以为只要每天在湖边“嗷嗷”的吼，就能“吼”出一个京剧演唱家来。为了刺激我的兴趣，父亲给一毛钱，以烧饼油条作为“犒劳”。省艺校招生，父亲带我去报考，还在目测阶段，就被淘汰了。唱京戏不行，那就学拉小提琴吧，父亲花12元钱买了一把小提琴，为我请了一位辅导老师名叫曹功，怕我寂寞，还鼓动另外一户家庭的小朋友林红旗陪我练琴。父亲一心一意要让我成为“革命的文艺战士”，这是“文革”期间一个叫得很响受人尊敬的称号。接下来，父亲让我又考了一次艺校，照样没录取。几年折腾下来，父亲看我不是学艺的料，终于断了这条念头。再接下来，父亲的想法实际多了，让我改学电工，学了一年，又让我学木工，为了中学毕业下乡后可以少吃一点苦，但似乎都未见有大的成效。但父亲不知道，我心中有一个“小秘密”：迷上了写作，9岁时就做起了“作家梦”。父亲去逝前，我已发表了许多橡皮块、豆腐块的文章，大约有20篇，我全部寄回家给他看，他总是保管得很好，逢人还要拿出来煊耀一番。
小时候，影响最深刻的是父母亲的教导：一个人的“政治生命”最重要，最不能犯的是两大错误，一是经济问题，二是作风问题；要听党的话，听组织安排，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上小学时，父母亲因为我拿了家中5元钱请同学吃喝玩乐，让我在毛主席像下跪了几小时。当时的5元钱不是个小数目，相当于现在的500元，是父亲工资的近十分之一。
母亲姓许名菊仙，生于1931年，思想极端先进，为人谦虚谨慎，工作非常出色。解放初期，19岁的她就冲破市俗的偏见，当了一名女理发师，22岁就加入了中共，这在当时的女青年中是罕见的，后来成为杭州最大的理发店时美理发店的经理，获得过许许多多的荣誉。应该说，母亲的辉煌至今在我们子女中印有深深的记忆，我们下一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