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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舒尔曼设计的范畴存在一些问题，但找到一种衡量正确思想时效性的标准，仍然是毛泽东认识论本身提出的问题。根据思想适用的时限可以对各种思想作出区分，这似乎是清楚的，但不能用这种区分构成固定不变的范畴，从而把具体的思想一劳永逸地塞进这些范畴。显然这种区分应当包括三个范畴：永久适用的思想、相对长期适用的思想和只在短期内正确有效的思想。*
* James Chieh Hsiung在他的Ideology and Practice （ New York：Praeger，1970）126~133页中，对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的要素也作了三种区分。他认为，意识形态是由三部分组成的：观念形态或认识论部分、理论部分、思想部分，思想起着把“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的作用。他的区分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第一，与舒尔曼一样，这种区分是静态的，并没有说明概念之间的运动，以及它们随时间而发生的变化；第二，毛泽东所运用的“思想”这个术语以及别人谈到毛泽东著作时所使用的这个术语，指的不只是一个过程，还是这个过程的产物，而舒尔曼的区分忽视了这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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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知与行（12）
有两个并且仅有两个概念属于第一个范畴，即具有永久有效性和适用性的思想。其一是事实，其二是方法。我们在第一章看到，事实就是矛盾的存在，即客观的、普遍的、有益的和永恒的矛盾。矛盾是绝对的，也就是说，它是一种永恒实在的状态。毛泽东认为具有永恒有效性的概念是他在其认识论著作中提出的辩证分析方法。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方法虽然产生了永久变化的思想，但这种方法本身却是恒定不变的。正如毛泽东在1936年引证列宁的话所说明的那样，这种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73］。
毛泽东赋予这种方法的重要性是不能低估的。［74］他在1958年说：“要尊重辩证法，首先要尊重唯物论。”“为什么要尊重唯物论？”他自问自答道，“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这个东西是一个东西”［75］。在他革命的早期阶段，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比作望远镜和显微镜，它不仅可以用来对社会作整体性观察，而且还可以作具体的观察。［76］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中，推而广之，在毛泽东思想中，最有持久性的东西与其说是它的主要内容倒不如说是在其中所发现的方法。
在永远有效的思想这一范畴中，最复杂的现象是在毛泽东的认识论中怎么也找不到“存在”这种思想的痕迹。在这个认识论体系中，思想的来源依赖于不断变化的世界；思想的有效性取决于促进和推动这种变化的努力。因此，在这个体系中看不到永远有效的思想，毛泽东在1930年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77］。矛盾的客观性以及根据这种客观性而建立的辩证认识论，对于思想发展过程来说是一个例外，因为在毛泽东看来，辩证认识论从根本上讲描述了这个发展过程。辩证认识论的思想是从实践中产生的，它们在实践中不断地得到证实，随时间流逝而发生的变化不会使它们丧失有效性。在变化着的世界中，赋予这种思想权威性的正是它们的永恒性。
区分思想的第二个范畴，即具有相对长期有效性的思想，显然是个更大的范畴。如毛泽东所说，属于这一范畴的是那些可运用于“具体情况”的“抽象原则”，这些原则既不是固定不变的，也不是完全产生于非中国的经验。此外，属于这一范畴的思想并不构成一种封闭的体系，而是可以根据变化着的世界及这一世界的映象而有所增减。属于这一范畴的思想构成了在概念化阶段与感性认识相互作用的“前概念”，这种“前概念”本身必须扎根于实在的经验之中，要通过每一次与物质世界的相互作用而不断得到微小的修正，因为物质世界本身就处于永恒的变化之中。这种相互作用的结果，可能会使这些思想的有效性不断得到证实，或者也可能会证明这些思想不再具有有效性。属于这一范畴的思想与上面所描述的第一种范畴的思想不同，它们不可能排除这种无效性。在这一范畴中会不断提出一些有潜在可能被吸收到这个范畴中来的候补物，但是，只有当它们的有效性在实践中经过多次检验而得到证实时，方能被收入这一范畴。毛泽东使用“规律”和“科学”这样两个术语来描述属于第二种范畴的思想。他谈到过在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形下的规律［78］，也谈到过特殊的军事战略方面的规律［79］，但总是强调规律的可变性，以及超出特定条件，机械运用这种规律具有的危险，虽然规律被运用于现在以改变未来，但由于它的辩证性起源，它们必然是具有追溯力的：“思想认识变成为一个体系，一般总是发生在事物运动的终点……在事物变成规律并为人们所认识之前，事物总是一再出现。”［80］同时，毛泽东把科学定义为“正确而又系统化了的知识”［81］。正确而又系统化了的生产斗争知识是自然科学；正确而又系统化了的阶级斗争知识是社会科学［82］。最后，我们看到，正确而又系统化了的知识一旦运用于改造物质世界的活动，它们就成了自由之源。社会科学有助于社会领域的自由，恰如自然科学有助于自然领域的自由一样。［83］
论知与行（13）
毛泽东在谈论构成第二种范畴的思想时强调其具有相对长期的有效性是以这种思想归根到底意义上的短暂性为前提的。客观状况的易变性，使一切固定的标准、标识和规律最终都将变得不正确，不符合实际。［84］这一规则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规律、标识和标准（即构成第二种范畴主体的那些思想观念）也是适用的，正像它适用于其他的思想一样。马克思关注的只是资本主义制度独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关系。因此，毛泽东认为，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方面在运用于工业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经济（如中国）条件下时是有局限性的。［85］在1956年中国共产党的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对这一点作了进一步的解释，指出，中国的实践和列宁的实践一样，都已超越了马克思。［86］1965年，他对埃德加？斯诺说：“现在我的这些东西，还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东西，在一千年以后看来可能是可笑的了。”［87］因此，认识过程中的“前概念”不应该仅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而应当用中国实践所产生的概念来不断地加以丰富。［88］
对于毛泽东来说，在确定第二种范畴某些思想有效性的局限性时，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历史时代。他在1960年指出：“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时代的马克思主义。”［89］后来，人们也把毛泽东本人的政治思想描绘成“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面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90］。对历史时代这种观点，我们在考察毛泽东的政治历史观时，将作更为具体的分析。但是，历史时代这一观点，作为一系列既定的“前概念”期间可能是有效的时代，显然构成了毛泽东认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第三种范畴，即相对短期有效的思想，讲不了很长篇幅，因为我们已经以很大篇幅讨论过在检验属于这一范畴中的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