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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继续）。这里所说的“偶像”虽然有很多，有天命的“偶像”，例如《易经》中的种种“卦名之象”；有大人的“偶像”，例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及历朝历代的帝王将相，他们布满了中国的“正史”——《二十四史》、《二十五史》等等；有圣人的“偶像”，例如孔子、孟子、荀子，两汉、唐宋、明清历代的“大儒”等等，但真正贯穿中国历史的最核心的“偶像”，还是中国人永远都念念不忘的“孔子”的“偶像”。两千多年来，孔子才是全体生生死死的中国人古古今今、完完全全、方方面面最货真价实的“代表”，谁也没有资格能够与他争锋。正是因此，在外国人看来，中国人简直就是用孔子的“套模”一个个印制出来的人种。说话是孔子的（假模假式，道貌岸然），做事是孔子的（如履薄冰，谨小慎微），思考则是孔子的（唯古唯上，唯礼独断）。
正是上面所说的层出不穷的“偶像”、“偶像崇拜”，尤其是全体中国人对孔子“偶像”的“崇拜”，严重地堵塞了中国人全方位历史发展的“路”。中国人自己不明白，他们事实上已经完全被“堵死”在了一个极其有限的历史时空之中，变成了全人类之中十足的“井底之蛙”，即完全变成了自我传统历史之中永远的“囚徒”。这个“监禁”中国人的历史的“牢狱”，完完全全是由中国人自己造成的，是中国人长期以来，在顽固地坚守儒家的迷信“偶像”、崇拜“偶像”的思想传统的过程之中，逐渐地形成起来的，这个“过程”整整延续了两千多年。到了今天，中国的人们还又在继续叫嚷，要把这个儒家的“传统”再继续坚守下去。
要验证我上面的说法其实并不难。只要认真调查自古至今，中国人一直在说什么、做什么和想什么，即可得到“明证”。因为正是在中国人的“说”、“做”、“想”的各方面，自古至今全都显示出了儒家的“偶像”和“偶像崇拜”的严重的“影子”。最好的调查对象，即是自古以来的中国“文人”，因为正是在历代的中国文人们之中，保持着孔子及其儒家思想的“中坚”，其中又尤其是那些所谓的“著名文人”，他们在历朝历代都有，也很好查找，因为他们在中国正史之中，多半都享有“列传”的地位。
中国文人们在说什么呢？做什么呢？想什么呢？他们都在谨守儒家传统，模仿“偶像”，紧跟“偶像”，亦步亦趋：“偶像”说什么，他们就说什么；“偶像”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偶像”想什么，他们就想什么。惟一有一点点变化的是，过去中国文人的“偶像”是“孔子”，“皇帝”（圣上），现代中国文人的“偶像”是“领袖”，今天中国文人的“偶像”是某某外国名流，也包括当代中国他们顶头的各级上司，等等。古代的中国文人全面模仿孔子，现代、今天的文人部分模仿孔子，但尽管如此，他们的思维方式，却绝对全都保持孔子的“偶像”式的“独断”。正是因此，他们最共同的一个特征即：在他们的“说”、“做”和“想”之中，全都没有他们自己心灵的“自我”；他们心灵的“自我”，早就在模仿孔子的“偶像”和“偶像崇拜”的漫长历史的习惯之中，不知不觉而自动地丧失了。
不说其他，今天居然还有那么多的文人在叫嚷要恢复“儒学”、要提倡“国学”，而且还搞得那么“轰轰烈烈”，“甚嚣尘上”，乃至要在孔孟的故乡新建“中国文化副都”，似乎“孔孟”即“中国文化”的永远的“代表”，这就是上述“结论”的最大的明证。很显然，在目前的中国，还有不少人离不开“偶像”，离不开“孔子”，更离不开某些已经“偶像”化了的“经典”，例如《易经》、《论语》之类，甚至还更离不开某些已经“偶像”化了的机构，例如坚守了两千多年的人治、专制、权力私有化等等的中国家天下（非社会化）的国家体制。这些东西原本就是长期以来中国人坚守儒家的“偶像”和“偶像崇拜”化的习俗传统的历史产物，也正是这种历史的“产物”，形成了禁锢中国人精神的坚固的“牢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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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文人最容易变成伪君子（1）
先秦孔子的儒家之学，也可以称之为辨明君子与小人之学。在孔子的《论语》之中，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君子行为的句子，如：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君子上达，小人下达。”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不己知也。”
“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
“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
孔夫子要求人们都做君子，尤其是贵族子弟，而且他为君子设定的行为方式也不可谓不详备，有的现在还很有价值。这些关于做君子的教导，虽及不上他的经典话语，如：“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等，但都可以归为一类，即孔夫子为君子们所规定的行为方式都属于“应然性”的行为方式，而根本不涉及人在自然中、在社会中所遇到的一切“必然性”和“可能性”的事情和行为方式。
说到底，应然性的行为大致属于美好的行为，也即孔夫子经常涉及到的关于人们（君子）行为的判断，几乎均属于美丑问题的判断。
在前面的文章中我已指出，美的必须是善的，也必须是真的，否则，不是真美，而是假（伪）美。因此，问题就出来了。
比如，我们读了孔夫子的书，我们下决心要按照他老先生的教导，去做一个君子，也即做一个行为和心灵都非常美好的人，君子或“仁”人。紧接着在实践中，问题就出来了。我做这样的“君子”，能否同时，也对我在生活中带来相应的利益呢？至少至少，也该不至于给我带来祸害吧？或者说，做这样的“君子”，能否让我有尊严地、富裕地和自由自在地生活于人世间呢？再就是，如果他人都做“小人”，只有我做“君子”，最终对我是有利呢还是有害呢？这明显是个关于善恶判断的问题，是个涉及到生活中种种可能性的问题，而孔夫子似乎对这种问题不感兴趣，他只要求君子讲义，而少言利，甚至不言利。孔夫子根本不关心善恶判断的问题。可悲的是，在实际生活中，真正老老实实按照孔夫子的方式做君子的人，很可能都会像孔圣人的爱徒颜渊那样不幸过早夭折，过早地穷死、病死。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大量历史事实严酷地证明，反倒是孔夫子认定的“小人”，永远占据着胜利者的一方，成了历史的主人。这样一来，孔夫子的教导就出问题了。明显的是：“美”而不善，因此，孔夫子所言的“君子”之美，根本不是真美。
更严重的问题还在后面。天天只想做“君子”的人们，不懂得关于自然的真理（不知稼穑，不知园艺……），同样不懂得社会存在的真理和人性的真理（不知人性本恶，不知人性常态的竞争……）这样一些事情均属于必然性判断的范畴，也即关于真假判断的范畴。可见，孔夫子的行为美没有顾及到真在的问题，因此，孔夫子所言的“君子”之美，就更不可能是真美。
用现代语言来说，即孔夫子越过必然性（真）的判断问题和可能性（善）的判断问题，直接只讲应然性（美）的判断问题。缺乏真、善判断的前提和保障，能够获得真正的美的判断吗？孔夫子的教导已经为后来儒家的继承者的作伪留下了先天不足的伏笔。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为什么中国文人最容易变成伪君子（2）
我认为，秦汉之后的儒学是最大的伪学，之所以是伪学，是因为，它不仅不能开发中国人的智慧，反而更蒙蔽和阻碍中国人智慧的开发。前文是按照儒学是缺乏真正的“学”应有的三大要素来进行论证的。这三大要素即：记忆性的公理要素；理解性的方法、工具要素；创造性的开放或自由要素。
现在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指出，记忆性的公理要素直接关联于必然性的真（假）判断的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