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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成本的资金,山西商人获得了很大的利益。由于与官场有了十分密切的往来,一些创业时严谨朴素的山西商人,此时也开始染上了一些官气。 【采访】洪葭菅 上海市金融学会 副会长 我们也从许多资料上来看,山西票号一个经理,当地一个经理,他不是跟一般小官接触,当地的巡抚、布政使,甚至于总督都可以(接触)。有的人甚至于成为当地政府的财务顾问了。在这样(关系)密切的情况下面,他的地位是很巩固,他没有问题的,甚至于政府发表新的(官员)任命时,他没有路费,票号就借给他。跟政府密切结合,跟官员关系很深的,这样的一个特殊情况。所以我们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讲了,票号那时不可一世,声势很显赫。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祸 福 之 间(十)
【解说】 在票号衰败之后,《申报》上的一篇文章,比较深刻地分析了官商结合对山西商人发展造成的影响。这篇文章说到,“汇票往来不特通市之财,可以转移,而天下之财亦可流通。所难者,自国家重商之后,凡属殷富皆经大臣保举。小而隶卒,大至监司,由商而入官。不禁居侈气而养侈体,一身之奉养犹有限也。而家人亲族岁费浩瀚矣,一铺之开销虽大尚可算也,而官场应酬之事无所底止矣。” 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各级官员被看作是支撑社会的柱石。而商人在那个时候,社会地位低下,往往被人瞧不起。 由于存在着这种等级差异,所以官和商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十分微妙。大清国的官员虽然从内心中看不起山西商人,但又或多或少有些忌妒山西商人的财富。当他们把大笔公款交给山西票号汇兑的时候,就不免带有恩赐的意味。他们并不认为山西商人的汇兑业务能使“天下之财可以流通”,而是只看到了票号通过汇兑官银发了大财,所以清朝的各级官员都自然而然地想从山西商人手中分得各种利益。 【采访】梁小民 北京工商大学 教授 应该说资本主义有个基本的概念,就是经济是以个人为主体的。从这个观念上说,如果我这个国家每个人都富起来了,那么这个国家,整个也就是强大了,也就富裕了。所以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里边讲究〃藏富于民〃。一个国家的实力,一个国家的财富在什么地方呢?在老百姓手里头。 那么封建社会讲究什么呢?讲究〃国强民穷〃。比如说乾隆的时候,朝廷的财政增加了很多,但是那个时候呢?实际上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是非常苦的。也就是它利用政权,通过税收这种办法,把大量的财富集中到政府手里。这个时候民间没有了创造财富的活力,所以经济必然要衰退。所以,从封建社会的〃国强民穷〃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藏富于民〃,这不仅仅是一个财富形式的转化,而且是一个制度的转化。  
祸 福 之 间(十一)
【解说】 一百多年前,晋商是无法想清楚这番道理的。对他们来说,紧紧依附于朝廷不仅仅是一种最有效的生财之道,而且也是保障自己安全的最可靠的办法,正是在这种想法的支配下,山西商人和朝廷的关系越走越近。 【采访】陈小健 民间收藏家 你看这个封皮上写的就是拣选、拣选袖珍便揽,拣选就是动手拣选,这是个工具书一样,一看也小,带在身上方便,查找起来也挺好。这个内容主要是让人买官的东西,买官的一个凭证,这里头都有,专业用书。山西人当时有了钱,做了买卖了以后说,看看查对查对买个什么官吧。这里头他能查对出来,有个依据。像一品官多少钱多少钱,这里头都有。像买文官还是买武官,这里头都有,定了价。这个札子从年代来说应该是咸丰年间。 【采访】张燕生 协同庆票号分庄常柜后裔 我听我父亲说,协同庆在西北的靠山是董福元,董福元是个武将,董福元他是个回民,他是甘肃还是宁夏一带的人,实际上还是一个造反的一个绿林出身的。后来是左宗棠把他收编了,他人还是很有才干的,军事上。大西北一带的文武官僚,董福元还是很有影响的。 【采访】黄鉴晖 山西省财经大学 副教授 在四川也有这种情况,四川要从成都和重庆票号运送现银,四川还都是用担子挑的,运送现银请伕子用担子挑,那也是请地方上给派出兵护送,这说明票号和官府之间的关系。 【采访】刘建生 山西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院长 山西商人和政府关系,和官吏关系极为密切,像大家所知道的左宗棠、李鸿章、岑春煊、端方甚至于庆亲王奕劻,山西商人和他们过从甚密,这也就为两宫西幸时期,消息灵通,山西知道了两宫西幸。  
祸 福 之 间(十二)
【解说】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光绪仓皇出逃。当慈禧的车驾即将进入山西境内时,最早知道这个消息的不是山西的官员,而是一位山西商人,大德通票号的大掌柜——高钰。 1900年八月,高钰接到了一封密信,写信的人是跟随慈禧、光绪西行的内阁学士——桂春。桂春在信中写道“銮舆定于初八日启程,路至祁县,特此奉闻,拟到时趋叩不尽。”接到信后,高钰做了他一生中最好的一次投资。他不仅把大德通大加装饰一番,作为慈禧、光绪的临时行宫,而且筹措银两,为慌乱出逃、行囊羞涩的慈禧准备了一笔不小的旅费。 1900年八月初十,大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走进了大德通的大门。由于他们的到来,山西的这家票号暂时成了整个帝国的中枢。第二天一早离开这里时,山西商人的接待,给那一对落难的帝后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采访】王进 作家 慈禧皇太后给山西商人留了个大人情,一笔是由各省督府解缴中央的款项,全部由山西票号来经营。另一笔是将庚子赔款连本带息,约十亿两白银交由山西票号来经营。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祸 福 之 间(十三)
【解说】 山西商人一步步迈向了财富的顶峰。大德通票号在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每股分红850两,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每股分红达到17000两。据当时的户部档案记载,到光绪三十二年,户部有三分之一的银两存在各家山西票号之中。 在那个时期修建的许多山西商人住宅中,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兽头。据山西民间的说法,张嘴的龙代表官,闭嘴的龙代表商。当两条龙都盘聚在同一座屋顶上时,对院落的主人来说,很难一下子看清楚是福还是祸。  
同 舟 忠 告(一)
【解说】 民国元年,1914年冬天,纷纷扬扬的大雪一连下了几天。强劲的北风席卷过山西中部的这些深宅大院。阴霾的天气似乎把人们的心情也冻结起来了,厚重的院墙也挡不住透骨的寒意。 就在这一年,山西票号的开山祖师——日升昌倒闭了。日升昌并不是第一家倒闭的山西票号,也绝不是最后一家。它的倒闭之所以特别值得关注,是因为在当时许多人的心目中日升昌是整个山西票号的代表,所以它的倒闭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山西商人左右中国金融界近一个世纪的历史结束了。 是什么样的力量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一下子摧毁了山西商人苦心经营了近百年的家业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使当时中国最富有、最显赫的商帮盛极而衰呢? 早在二十世纪初,中国一些很有声望的学者就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其中不乏像梁启超、马寅初这样的人物。在民国时曾担任过财政部长的孔祥熙,也曾专门请人做过大量的调查考证,希望能找出自己乡亲最终衰败的原因。 但是在票号长达一百年左右的经营时间里,每一位票号商人从做小伙计开始,就一再被告诫“深藏不露、严守机密”是票号业中最大的美德。他们的一生都被最严格的商业纪律约束着。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不论是欢乐还是悲伤,关于票号的一切,都被小心翼翼地收藏在这些高大的院墙和厚重的大门之内。 1917年早春,他们中的一个人打破了这条票号业中十分神圣的行规,他自费出版了《山西票商成败记》和《同舟忠告》两本书。 在这两本书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票号为何盛极而衰的重要线索,它帮助我们了解到1910年前后在这些院落中,到底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 这个人就是当时在北京任蔚丰厚分号掌柜的李宏龄。 【采访】黄鉴辉 山西省财经大学 副教授 这个人是同治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