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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1932—1935年，梁思成、林徽因和刘敦桢的一系列论文表明，在他们大规模展开古建筑遗物调查之前和早期，就已经从理论上为中国古建筑构筑起一个异常完整、近乎封闭的观念体系。他们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促使他们在建筑专业上产生了一种文化期待：遵循“结构理性主义”原则，中国古典建筑有可能实现向中国现代建筑的转化。正是这种文化期待，推动着他们以“结构理性主义”原则去梳理、诠释和评判中国建筑史。在这项工作中，考察中国古建筑木框架体系的演变，尤其是斗栱的演变，评判其结构和美学之间有机结合程度的高低，成为一条主导线索。在判断历史分期和变化上，他们还借鉴了温克尔曼式的艺术发展循环理论，去读解中国建筑史的演变。而与此同时，温克尔曼式的有机生长—衰落模式又多少与晚清以来中国民族主义者们对中国文化兴衰命运的判断大致吻合。总之，民族主义、结构理性主义、历史主义三条线索交织在一起，共同构筑起梁思成及其同仁的建筑史观念框架。
把1932—1935年的这批文章与梁思成1944年完成的《中国建筑史》，以及1946完成的《图像中国建筑史》相对照，我们就会发现，后面的两部历史著作，无疑在材料内容上大大丰富了，但与最初的设想一脉相承，没有历史叙述和判断的根本改变。尤其是《图像中国建筑史》，读起来就像是《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的扩充版
（图8）。这就容易给人一种感觉：梁思成和营造学社十几年的田野调查，似乎都是在收集实物证据，来填充他们预先搭设好的理论体系，来证明他们已经预设好的结论。
第14节：三、另一种可能
三、另一种可能
台湾学者汉宝德和夏铸九先生曾批评梁思成和营造学社所关注的中国建筑的范围过于狭窄，这主要表现在两点：在选择调查对象上，他们只重视北方官式建筑而忽视中国其他各地区和民间多样的建筑文化；在评判建筑上，他们受“结构理性主义”（汉宝德称“结构至上主义”）主导，而忽略其他因素。46针对这两点批评，赖德霖先生认为，如果回到1930—1940年代的历史语境中，理解梁及其同仁努力构筑中国民族主义建筑文化的初衷，就可以明白他们的选择有“必然性”。就第一点而言，因为那时期“中国建筑”的概念，相对于外国建筑的集合名词和独立体系，“要强调的是体系内部的同一性而不是多样性和差异性”，所以宫室、庙宇等官式建筑因其在类型、设计和施工水平、地域分布和文献记录上的优越性，“必然会被视为最重要的研究对象和中国建筑体系的代表”；就第二点，因结构理性主义在西方建筑中是主导性的评论标准，他们以此来读解中国建筑，是为了证明中国建筑是与西方建筑同等发达的体系。至此，我们似乎进入一种“相对主义”的评判境地：从梁及其同仁的建筑史写作最终产品看，他们考察范围的局限性似乎是无法否认的，但回到当年的历史语境，他们这样的选择又是“必然的”。47↑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为将讨论更推进一步，我尝试用“想象另一种可能”来分别回应批评和反批评两方。首先，针对赖德霖的分析，我赞同他的大部分观点，而且我在很多地方深受他启发，但我想在一点上争辩一下：“当时有很多原因”并不等于“必然”。换句话说，当年的历史，不管今天看似多有道理，都不意味着那是唯一的解。我坚信历史永远都有另类可能性。比如，我尝试用傅斯年代表另一种可能性。如果我们读一下傅在1928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对他刚成立的史语所的工作计划的描述，我们就会发现，与梁、林的“填充”策略（用后来的实证材料来填充预先搭设好的体系）不同，傅斯年的姿态是“扩张”—不预设结论，而是尽力“扩张”研究工具和“扩张”研究材料。在他描绘的要展开的田野调查的版图中，充满四处扩张之气势，甚至要超越“中国”的边界：
这研究所的所在或者一部分在广州一部分在北京，位置的方便供给我们许多工作进行的方便。我们最要注意的是求新材料。第一步想沿京汉路，安阳至易州，安阳殷墟以前盗出之物并非彻底发掘，易州邯郸又是燕赵故都，这一带又是卫邶故域。这些地方我们既颇知其富有，又容易达到的，现在已着手调查及布置，河南军事少静止，便结队前去。第二步是洛阳一带，将来一步一步的西去，到中央亚细亚各地，就脱了纯中国材料之范围了。为这一些工作及随时搜集之方便，我们想在洛阳或西安、敦煌或吐鲁番、疏勒，设几十工作站，“有志者事竟成！”因为广州的地理位置，我们将要设置的研究所要有一半在广州。在广州的四方是最富于语言学和人类学的材料，汉语将来之大成全靠各种方言之研究，广东省内及邻省有很多种的方言，可以每种每种的细细研究，并制定表式，用语言学帮助，作比较的调查。至于人类学的材料，则汉族以外还有几个小民族，汉族以内，有几个不同的式和部居，这些最可宝贵的材料怕要渐渐以开化和交通的缘故而消灭，我们想赶紧着手采集。我们又希望数年以后能在广州发达南洋学：南洋之富于地质生物的材料，是早己著名的了；南洋之富于人类学材料，现在己渐渐为人公认。南洋学应该是中国人的学问，因为南洋在一切意义上是“汉广”。总而言之，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48
第15节：
傅和梁处在当时类似的客观条件下，都同样重视实物史料，但傅认为尽可能开放地收集不同的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关键，而梁则从一开始就受史观影响，对史料收集有极强的选择性。二者也都为民族主义情感所驱动—傅斯年的文章以“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结尾。但傅在历史研究上，其民族主义理想集中在使中国的“东方学”称雄世界，而不太有自己的学术产品被用于“实践”的问题。而梁的民族主义不光要提升自己从事的学科的水准，还期待自己的学术产品成为工具，被中国建筑师们用在创作实践中，以实现中国建筑的现代复兴。当然，二者从事的领域不同，我的比较不可能精确化，我也无意对二者下任何褒贬判断，只是想通过粗略对比来建议：在当时，另一种建筑史学仍是可能的。
我对汉宝德和夏铸九的回应是：另一种可能，也可以来自我们自己读解梁及其同仁著作的方式的转变。汉和夏倾向于将梁的各文本当作完整、自足的作品孤立地阅读，确实如赖德霖指出，对1930—1940年代的历史语境重视不够。而我则更进一步，建议一种更贴近当时语境，更开放、更动态的“在路上”读法。我前面已经分析，梁思成和林徽因一直有特别强烈的建立一个完整的、近乎封闭的中国建筑“体系”的愿望。但在我看来，他们在十几年的研究过程中，实际所取得的经验和成果，要远比他们想建立的体系丰富得多。如果我们“一头一尾”闭合起来读—将梁和林1932—1935年的一系列理论文章与梁1944—1946年的两部建筑史著作放在一起，确实很容易形成一个封闭的从理论构筑到史料填充的诠释结局，从而再次强化梁和林史学的“体系性”。但我们应有意打破孤立、静止、“体系化”的读解模式，转而重点考察梁和林早期搭建起建筑史观念体系之后，各种“异质性”的社会因素和学术产品如何与他们的体系产生张力和冲突，甚至如何“溢出”他们的体系。我们甚至不再将梁及其同仁在1932—1946年间的任何一篇写作，当作终极、完整、自足的作品；而是把它们看作十五年坎坷旅程中不断产生出来的有着多种质地的片段，把这一系列片段放到十五年间时代的动荡与作者个人心灵、智识的挣扎过程中读。如此，梁及其同仁的写作会绽放出更多的，甚至是全新的意义。
要实现“在路上”的读解，我认为首先很重要的是，我们不光要将“语境”泛泛地还原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