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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泄沤ㄖ换褂�1928年梁启超在信中，与梁思成商讨他去哈佛大学做“中国宫室史”还是“中国美术史”的计划，等等。22♀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在重视实物史料，推动中国史学发展方面，另一位杰出人物是傅斯年。傅斯年和胡适类似，鄙视空谈理论，坚持实证主义治学态度，认为所有学科的基本方法都一样—对材料的收集和整理。傅斯年与胡适也有不同：胡适主要关注文字史料，而傅斯年的研究范围扩充到各种各样的历史文物，可说是王国维的延续。他于1928年创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立志要通过对实物史料的科学考察，将历史研究与自然科学等同起来，成为一种“历史科学”：“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的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23傅斯年相信史家对实物史料的科学考证，再与文献材料相对照，便能获得可靠的历史知识。他的一些警句，如“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史学便是史料学”、“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经常被后人批为片面之论。但考虑到当年的文化语境，傅斯年的夸张言论恐怕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当时不管是新学还是旧学，仍沉溺于主观玄虚理论风气的激进反弹。在我看来，至少有一点，我们应当理解，如同胡适认为“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傅斯年认为将历史研究作为某些人主观意志驱动下的工具，来推行某种“运动”或“主义”，是不应该的：
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作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24
1928—1937年，傅斯年派遣史语所的考古小组对河南安阳殷墟进行了十五次发掘。该工程是中国考古学史上首次用现代科学方法做长期挖掘，并且殷墟又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有文字记录的考古遗址，因而意义重大。他们挖掘出来的甲骨文、器物和城市、建筑遗址，将中国的信史向上推进了数百年，在史前文化和历史文化之间作了强有力的连接，被誉为可与19世纪希腊特洛伊（Troy）古城发掘和20世纪初克里特岛克诺索斯（CreteKnossos）青铜文化遗址发现相媲美的成就。1937年抗战爆发，史语所的发掘工作中断，先是迁往昆明，后又于1940年10月搬到四川南溪李庄。这期间，傅斯年仍组织团队在云南、四川、河西走廊和关中地区进行调查发掘。他们的工作引进了现代考古学、语言学等多种学科，在史学专业化的基础上，促进跨学科的合作，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史学的发展。25
第6节：
梁思成领导的营造学社与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之间有着各种紧密关系。比如，1930年梁思成的弟弟梁思永留美回国后，便成为史语所考古组的重要一员；1932年梁思成被聘为史语所通讯研究员；1935年梁思成专门随梁思永一起去安阳参观史语所的考古发掘（图4）；1939年刘敦桢与史语所研究员董作宾、中央研究院天文所研究员高平子合作，在《中国研究院专刊》上发表了《周公测景台调查报告》；1940年，因抗战爆发而转移到昆明的营造学社被合并入同样迁到昆明的史语所，并跟随它再次迁到四川李庄；1941—1943年，营造学社成员与史语所合作进行过一系列田野调查及考古发掘；梁思成在1944年写出的《中国建筑史》初稿和1946年写的英文版《图像中国建筑史》中关于“上古”建筑，唯一的实物证据就是史语所在殷墟发掘出的宫殿和墓葬遗址，等等。总之，我们可以肯定，自1931年梁思成加入营造学社，带领同仁们展开随后十几年的中国古建筑遗物田野调查，其对实物史料的重视态度、工作方法和一些史料的获得，有来自史语所的影响。┳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当然，在谈到梁思成及其同仁注重田野调查时，我们也不能忽视西方史学发展，以及一批外国汉学家、考古学家在中国的工作对他们的影响。西方的建筑史、艺术史研究自18世纪引入考古学后取得迅猛发展，其影响在19世纪末扩及日本。这些对于曾留学美国的梁思成和林徽因，以及留学日本的刘敦桢来说本不陌生。自20世纪初，一些西方学者，如瑞典的喜仁龙（OsvaldSiren）、德国的伯尔西曼（ErnstBoerschmann）、法国的伯希和等，已经在中国积极考察各种实物史料（图5）。而日本学者们（如伊东忠太、关野贞和常盘大定等）则更是在文献研究和实物调查两方面取得了扎实成就。其中伊东忠太1925年出版的《支那建筑史》，集他二十余年对中国建筑的调查研究，对南北朝以前的多种类型建筑有系统的叙述，有力驳斥了西方建筑史家对中国建筑的偏见。该书中译本名为《中国建筑史》，于1937年出版，由陈清泉译，梁思成校订。1929年伊东忠太还和关野贞、冢本靖出版了《支那建筑》图集，汇集了三人在中国各地拍摄的三百多幅中国建筑照片，等等。26这些成果都对梁思成及其同仁产生影响，既为他们开展研究提供了一些知识基础和调查线索，也促成他们“急起直追”（林徽因语）的紧迫感。
总之，梁思成1931年加入营造学社后，与文献考证相结合，进行实地调查古建筑遗物的研究方法，在中国人研究中国建筑史中确实有开创性。但从广义上讲，这种方法在1920—1930年代中国的史学领域中，以及外国人研究中国建筑史中，已经蔚然成风。中国史学自20世纪初开始，在民族主义的激励下，呈现出一个不断科学化的趋势。我们可以说梁思成及其同仁于1931年展开的中国建筑史研究，在相当程度上顺应了这个时代潮流。梁思成在1932年第一篇建筑遗物调查报告《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绪言”中的开篇文字，既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史学引进科学方法论的“时代精神”的积极响应，也是对营造学社接下来十几年开展中国古建筑调查工作的宣言：
近代学者治学之道，首重证据，以实物为理论之后盾，俗谚所谓“百闻不如一见”适合科学方法。艺术之鉴赏，就造形美术（Plasticart）言，尤须重“见”。读跋千篇，不如得原画一瞥，义固至显。秉斯旨以研究建筑，始庶几得其门径。
我国古代建筑，征之文献，所见颇多读者虽读破万卷，于建筑物之真正印象，绝不能有所得
造形美术之研究，尤重斯旨，故研究古建筑，非作遗物之实地调查测绘不可。27
第7节：二、从结论到证据
二、从结论到证据
既已确定要展开田野调查，紧接着的问题就是：中国古建筑遗物种类、数量繁多，散落在大江南北，去找什么，如何去找？据梁思成1958年的回忆，他在1930年代展开的古建筑调查计划中，有对现实因素的考虑：
中国建筑需要调查的很多。我们当时是有意识地搞古。木建筑很难保存，因此尽先把古代记录下来，先古后今，先木后砧。而且因为正是“九一八”以后，日本人可能很快打进来，所以先北方，后南方。物以稀为贵，当时怕火、怕水、怕拆、怕打仗，先搞古是对的28
当然，在现实因素考虑外，他们还有理论上的准备。1932年3月，林徽因和梁思成在《营造学社汇刊》上发表的两篇论文，林徽因的《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以下简称《特征》）和梁思成的《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是二位最早的两篇建筑论文，非常全面地展现出他们的思想。我们可以推测，当时梁思成和林徽因关于中国古建筑的知识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书本资料，这包括外国学者关于中国建筑的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日本建筑学者的著作，以及中国古典文献，其中有梁思成在1931年集中研读的清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