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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而后者只能停留在一个浅白的打比方层次上。事实上，在20世纪初的中国，进化论作为一种史观，被用来考察社会和文化的演变，构成了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有力批判。但它长时间停留在较肤浅的生物学隐喻层面，直到1910—1920年代发展成一种史学方法论后，才促进了中国史学的更深刻变革。x米x花x书x库x ；http：//www。7mihua。com
在1910—1920年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中国史学产生了一个重要变化，那就是从重视史观的改造转变到重视史学方法论的改造。王国维、胡适、梁启超（图1—图3），以及稍晚些的傅斯年，成为这一趋势中的四位代表人物。
王国维的史学贡献，由陈寅恪精辟地概括为三点，都与史学方法论更新有关：“取地下之宝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其中第一点，也称“二重证据法”—将实物史料与文献考证相结合，最为人称道，因为它是对中国传统学者，尤其是对乾嘉以来的学者只专注文字考证的治学传统的重大突破。这三点中有一个共同倾向，也不容忽略，那就是王国维力图贯通中西学术的努力，而这正是五四精神的一个重要成分。后两点毋庸赘言，仅就第一点来说，1900—1920年代，一批西方汉学家、考古学家，如瑞典的斯文赫定（SvenAndersHedin）和法国的伯希和（PaulPelliot），频繁来到中国，他们虽对中国文献的钻研相对较弱，但在中国领土上积极挖掘，频繁发现各种珍贵史料，这无疑极大地启发和刺激了一批中国学者。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实际上也可看作是对外国学者工作方法和成就的直接回应：他直接吸收了西方现代史学中的实证科学方法，与中国的文献考证传统结合，这一改革使他成为促进中国史学走向科学化的关键人物。9
我们知道，中国营造学社在1930年由朱启钤创立伊始，仍沿用乾嘉治学传统，专注于对中国古典文献的考证工作。1931年梁思成加入学社，就任法式部主任，以及1932年刘敦桢到任文献部主任后，从根本上改造了学社的研究方法，开始了下面十几年的文献考证和古建筑遗物调查相结合的建筑史研究工作。梁思成在1944年完成的《中国建筑史》初稿中明确称他的成果集合了营造学社“十余年来对于文献术书及实物遗迹互相参证之研究”10，这显然与王国维在1920年代开始倡导的“二重证据法”思路一致。陈薇和赖德霖两位学者都曾撰文，认为梁思成、刘敦桢及其同仁在建筑史领域中传承了王国维的治史方法。11但究竟是梁思成及其同仁直接受到王国维的影响，还是“二重证据法”已经在1930年代的中国史学界成为大势所趋，而梁思成和刘敦桢自然地融入到这种潮流中去？我倾向于认为是后一种情况。不管怎样，我认为与其抽取中国现代史学发展中某个孤立的点，来推测它与梁思成建筑史学之间的联系，不如整理出1900—1930年代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整体脉络，来考察它与梁及其同仁的建筑史思想之间的种种可能的关系，我们或许能得到更全面、准确的认识。
第4节：
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在中国史学界确实是个创举，对后人也有巨大启发，比如，傅斯年在1928—1937年的考古发掘就可看作是王国维工作的延续。但王国维在方法论更新上却没有系统论著。相形之下，胡适的理论成就更为突出。在胡适心目中，他的老师杜威就是西方科学主义、科学方法的代言人。在介绍杜威的“实验主义”时，胡适特别强调它“不是一些关于特别问题的特别主张”，而是一个“哲学方法”。胡适把这方法概括为两步：一是“历史的方法”，二是“实验的方法”。12所谓“历史的方法”，胡适在1919年的《实验主义》中解释，西方哲学界在考察历史演化上，一直沿袭黑格尔的观念，直到实用主义一派哲学家，才吸收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发展出一种新方法，叫“thegeneticmethod”，胡适译为“历史的态度”或“历史的方法”（有学者译为“发生学方法”，我认为更准确）。按胡适的说法，该方法就是“研究事物如何发生；怎样来的，怎样变到现在的样子”。13。tenluo
换句话说，研究历史，就如同研究生物进化过程一样，考察事物的发生原因、条件、成长过程与后果，并以此来确定其意义。那么，同是研究历史的“演化”，黑格尔的“历史主义”和杜威受达尔文进化论影响的“thegeneticmethod”区别在哪里？杜威实际上将黑格尔与达尔文“嫁接”在一起。他仍保留了黑格尔关于历史持续进步的观点，但清除了黑格尔关于历史是由某种内在意志、本质和理想驱动的目的论（teleology），转而采纳达尔文的经验主义方法。14杜威认为思想家应从追求本质、追求在智识上一劳永逸地把握历史规律，转到持续不断地关注具体事物的发生和变化，来确定它们的价值和意义。15
所谓“实验的方法”，胡适说包括三个方面：从具体事实和状况，而不是从玄虚命题入手；将一切学说、理想和知识都当作待证的假设，而不是天经地义；一切学说与理想都必须用实践来检验。简言之，“历史的方法”专注于考察事物的前因后果；“实验的方法”则是指在工作过程中，“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16
胡适的“实验主义”在学术上的体现，可见之于他治哲学史的准则：对史料的仔细考证是史家的首要工作。在这方面，他认为中国清代的考据和现代西方的科学研究有相通之处，那就是一个实证的方法—“拿证据来！”17在扎实考证的基础上，胡适认为学者要做到“明变、求因、评判”。“实验主义”反映到胡适对政治问题的探讨上，就是他所谓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不要空谈抽象的概念、理论，而是“历史性”地界定问题和探求具体解决之道。不要指望通过革命“根本解决”社会问题，“一点一滴的不断的改进是真实可靠的进化”。18
胡适对方法论的重视为中国史学发展注入了新能量：一旦进化论成为方法，中国史家们就不再仅仅打浅白的生物学比方，或泛泛谈西方文明在现代的优越和超前，而是可以深入考察各文明发展的来龙去脉，以及先进或落后的原因、过程和结果，并可以相互比较，贯通中西文化。借助现代方法论，对旧有传统重新进行解释，寻找中西文化的共同点，以促成中国文化的复兴—这正是胡适提出“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动机。19
第5节：
胡适影响了一批中国史家，也促进了梁启超的转变。1918年底到1920年初，梁启超赴欧考察，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文明的凋零，恢复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心。回国后，他深受胡适启发，开始重视史学方法的更新。20在对待史料上，除了中国传统史学向来专注的文字史料外，他也开始强调非文字记录史料的价值，如“现存之实迹”、“传述之口碑”和“遗下之古物”。在对后一类史料的讨论中，梁启超时常流露出对城市和建筑的兴趣。如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年）的“说史料”一章中，举出很多城市、建筑的例子，如埃及金字塔、意大利文艺复兴城市、北京古城和古建筑、云冈和敦煌石窟，以及各种建筑构件等。21在处理历史内容上，他开始将中国文化进行专业分类，尝试进行科学梳理。值得一提的是，梁启超在1923年草拟了一份百科全书式的“中国文化史目录”。他在其中一章勾勒了创立中国城市史的计划，还单设“宅居篇”，欲在其中探讨中国宅居、宫室、室内陈设、城垒井渠等课题。他还在“美术篇”中，设绘画、书法、雕塑、建筑和刺绣五个门类，试图构筑一个中西结合的“中国美术”体系。我们可以说，梁思成撰写中国建筑史和雕塑史的事业，在很大程度上传承了其父梁启超构筑中国建筑、美术史的理想。比如，1925年梁启超赠予留学中的梁思成《营造法式》，触动他今后研究中国古建筑；还有1928年梁启超在信中，与梁思成商讨他去哈佛大学做“中国宫室史”还是“中国美术史”的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