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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mechanism，此将来营建方面不可避免之趋向也。65
此时的梁心目中建筑课程的设置，相比十七年前他创办东北大学建筑系时照搬宾大布杂体系的做法，已经有了巨大变化：
在课程方面，生以为国内数大学现在所用教学方法（即英美曾沿用数十年之法国EcoledesBeaux…Arts式之教学法）颇嫌陈旧，过于着重派别形式，不近实际。今后课程宜参照德国Prof。WalterGropius所创之Bauhaus方法，着重于实际方面，以工程地为实习场，设计与实施并重，以养成富有创造力之实用人才。66
梅贻琦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不久便同意成立建筑系，并任命梁为系主任。梁随即于1946年10月赴美考察战后建筑教育。在美国的近一年时间里，他参观了近二十年来的新建筑，访问了莱特、格罗皮乌斯、沙里宁、斯坦因（ClarenceStein）等建筑师和规划师。1947年2月，他代表民国政府，任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在与柯布西耶、尼迈耶、哈里逊等现代建筑师们的设计讨论中，梁感到“茅塞顿开，获益匪浅”。1947年4月，他还出席了普林斯顿大学关于“体形环境”（physicalenvironment）的学术会议，该会传递出来的从狭义的建筑到广义的人居环境的观念转变使他深受启发。在耶鲁讲学期间，他还与助教邬敬旅一起仔细探讨美国各建筑院系的课程设置。67
1947年7月，“再充电”后的梁思成回到清华建筑系，尝试将一系列现代主义理念注入到教学计划中。在建制上，他力图逐渐发展出一个以“体形环境”教育为核心的“营建学院”，下设建筑学系、市镇（体形）计划学系、造园学系、工业艺术系和建筑工程学系。
从梁对“体形环境”一词的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思想上试图把建筑设计和工业设计意义上的“整体艺术”（totalworkofart）与城市规划甚至区域规划连接起来，形成一种环境设计的“有机论”：“所谓体形环境，就是有体有形的环境，细自一灯一砚，一杯一碟，大至整个的城市，以至一个地区内的若干城市间的联系，为人类的生活和工作建立文化，政治，工商业等各方面合理适当的舞台都是体形环境计划的对象。”68在课程内容上，他并没有放弃布杂体系中对建筑史、美术史和绘画的重视，但也开始格外重视城市规划和增加一系列社会科学课程。他还特别在建筑教学基础训练上，引进了一些包豪斯的教学方法和内容，比如，抽象构图的理论讲解和训练课程，以及类似包豪斯“作坊”的木工车间等。69
第36节：
1948年底，北平清华园解放。梁思成出于对解放军即使迫不得已要攻城，都表示要竭力保护北平古建筑的感动；出于对社会主义制度可以更好地统筹城市规划和人民居住问题的期盼；出于自己能在辽阔的国土上，继续从事中国建筑史研究，探索中国现代建筑之路和积极投入新中国建设的热望—选择留下来，继续奋斗。他的生命和事业掀开了新的篇章。
第一篇总结梁的史学
仅用一两条线索概括梁思成1931—1948年的史学思想，不管是“中国民族主义”情感、“西方古典主义”史学观，还是二者间的结合或冲突，都不足以充分揭示梁思想的复杂性。除“中国民族主义”和“西方古典主义”外，我在文中还反复论述他相信历史进步的“历史主义”信念，他解读建筑所坚持的“结构理性主义”原则，以及他自1930年代初开始产生的对现代主义的热情。在我看来，梁的这些众多思想线索，尽管彼此间常有很强的张力，但并不构成根本矛盾。它们都被梁思成以强大的思想力量，活跃地调动起来，达到彼此交织、相互支持的状态。、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对一些历史概念的涵义和相互间关系的理解过于静态和僵化，也会形成我们读解梁的障碍。比如，因为梁1924—1927年在美国宾大接受了布杂训练，就将梁受到的西方影响概括为“西方古典主义”，这读解过于简化，至少妨碍我们探讨两点：第一，一个持“历史主义”信念的建筑学者，其思想并不终止于大学教育，而往往是在多重影响下，持续发展；第二，更重要的是，布杂与现代主义之间，并不像现代主义运动的旗手们，如柯布西耶和基迪恩宣称的那样，是截然对立的。我在文中尝试打破这些成见，尽可能考察各概念间的复杂关系，并跟踪梁思想的变动，以期理解梁史学构筑的巨大整合力量和动态过程。
如我们将梁及其同仁的各篇写作文本精确地放回到历史的时间点上，与当时已有的其他国际学者的著作相对照，就会梳理出梁及其同仁对别人成果的吸收。这是个常识：梁及其同仁不是神，不可能一切都是他们开创出来的。我们只有理清他们的思想、知识中哪些是吸收了别人的成果，才能真切体会和珍惜梁及其同仁的创造性。在这点上，全球视野而不是坐井观天，极为重要。我在文中尤其强调了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对梁的影响。长期以来，中国建筑学者们受民族主义情绪左右，有意无意地回避这重要的一点，我认为是不应该的。
将梁及其同仁的写作还原到历史语境中考察，我们也会看出他们史学方法论的特色：理论构筑先行，再通过实证调查佐证，在过程中有意无意地排除“杂质”，以期最终建立起一个统一、自足的“中国建筑体系”—这实为一种极端“纯粹主义”的理论化构筑。当时他们有很多理由这样做，其中民族主义情感是一个主导原因。但我们今人不应该毫无批判性的反思，不然中国史学还会在很多领域继续停留在神话的迷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