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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是韩非的粉丝,虽然当时听了李斯的意见办了韩非,但回过头一想,李斯前些日子还写了什么《谏逐客书》,今天怎么就要以间谍罪治自己的同学呢?于是马上派人释放韩非,可惜已经晚了。
这是一个同学害同学的典型案例,但在学问高深的大儒那里,此事可就没那么简单了。扬雄在自己的《法言》里,设置了一场法庭辩论,来表明立场。
问:“韩非作《说难》之书,而最后死在‘说难’,为什么他明明知道凶险,在认识上那么高超,在行动上却如此愚蠢呢?”
答:“作为君子,应按照礼义行动,按照礼义停止,合乎礼义就前进,不合礼义就停止,那游说别人就不会有那么多顾虑了。韩非因为明知自己的那套不合礼义,所以才写文章感慨‘说难’。如果你的游说合乎道义,那就没有什么可顾虑担忧的;如果你的游说合乎道义,对方用不用、听不听,那是他的事,你就不应该再有什么顾虑和担忧。”
司马光则干脆批判道,因为韩非背叛祖国去帮助侵略祖国的敌人,所以他的死是不值得怜悯的。
在《史记》里,司马迁把韩非和老子放在一篇列传里,并且引用韩非的《说难》全文。司马迁因“说难”而致腐刑,所以,他理解韩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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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之死与当时的爱国主义(2)
《说难》是一篇非常漂亮的文章,把“说”与“被说”者的心理状态刻画得很清晰。游说和被游说其实是一场心理战,有共同价值观当然好游说,但我们的经验是:经常需要与虎谋皮,被游说者处在极其强势的地位,而游说者的生杀予夺皆由人主,向这样的主子讲世界潮流、普世价值,你不留点心眼儿,绕着弯说,那还不马上让你闭嘴。
人主都有逆鳞,撄人主逆鳞的都没有好下场,这是韩非的伟大发现。但是历朝历代都有所谓的“文谏死”,专门找皇帝不自在的地方下药。
韩非死在秦国,并非因撄秦王之逆鳞,而是死于李斯同学的嫉妒和秦王的一时昏头而已。
小人的生存之道
王翦将上地兵下井陉,端和将河内兵共伐赵。赵李牧、司马尚御之。秦人多与赵王嬖臣郭开金,使毁牧及尚,言其欲反,赵王使赵葱及齐将颜聚代之。李牧不受命,赵人捕而杀之;废司马尚。
——秦始皇帝十八年(公元前229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23页
王翦击赵军,大破之,杀赵葱,颜聚亡,遂克邯郸,虏赵王迁。
——秦始皇帝十九年(公元前228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24页
郭开一类的人物,在中国历史上层出不穷。这类人的生存方式是依赖,是依附,和寄生虫一样,他们的人生理想就是让自己过得舒服一些,生理上的满足度要足够。当然,他们也有个人的尊严,但他们会不假思索地选择狐假虎威的生存方式,因为他们还有一点点自知之明,那就是凭自己的学识、修养、奋斗精神……种种赢得尊严的正道都走不通。
由于不学无术,这些人生存的道路和技术只能是做温顺的奴才。他们的特长是善于察言观色,投主子所好,利用主子人性的弱点来谋取自己的利益。他们对凭才华吃饭的人有天生的嫉妒心理,诋毁他人是必须做的功课。
政治理想对他们来说,是永远读不懂的天书,只有金钱和眼前的好处他们才看得见,鼠目寸光甚至会让他们反噬自己所寄生的主子,郭开就是这样一个东西。郭开是不是阉人,不清楚,但他和阉人一样有不健全的人格是可以肯定的。
对这样的小人,读书多的儒臣向来没有什么好办法可对付,因为皇帝的权力是没有限制的,而这些小人就庇护在这没有限制的权力之下。
郭开无疑是“赵奸”,为一己私利出卖祖国,且出卖以后,自己的私利能不能得到保障还很难说,卖国贼往往也是短视的。但是今天我们谴责郭开这样的小人,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这种人永远都会存在,而且存在的方式都很巧妙。问题是,当时的赵王为什么要自毁长城?
“亲贤臣远小人”,这是诸葛亮用哭腔喊出来的千古名句,问题是,这些昏聩的家伙们根本就不知道谁是贤臣、谁是小人,不知道什么是自己的根本利益,一旦给这样愚蠢的家伙打工,除了冤屈什么也落不下。
郭开这样的人,能量非常之大,先前他被选去考察廉颇,廉颇为了重新回到工作岗位,抖擞精神,猛表现了一番,郭开回去说:“廉颇老矣,一饭三遗矢。”这一次,他又砍断了支撑赵国的最后两根大柱子——李牧和司马尚,这么多名将坏在这么一个小人手里,让我们除了吃惊也只能感慨了。最终的责任人其实还是赵王自己,国君对自己的江山社稷不负责任,谁都没有办法。
为什么看不到秦始皇的军事才能?
(秦)王如邯郸,故与母家有仇怨者皆杀之。
——秦始皇帝十九年(公元前228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24页
秦始皇统一中国,但历史书上没有片言表现出他的军事才能和战略思想,既没见他运筹帷幄,也没见他南征北战,这和后来的刘邦、刘秀、李世民、朱元璋等开国君主的气象迥然不同。他们好像都是董事长兼总经理,而秦始皇则更像一个潇洒的董事长,具体业务全部交由手下打理,灭六国,一统天下,这样开天辟地的宏大事件,主角竟然没有任何表演。秦始皇之所以事迹不突出,是不是因为他搞了“焚书坑儒”,得罪了笔杆子?
直到王翦攻破赵国首都邯郸,我们才看到秦始皇的身影,但他的到来,似乎纯粹是为了处理私人事务。他来赵国的目的,据史书上记载是找那些“与母家有仇怨者皆杀之”。我们知道他的父亲曾在赵国做无人理会的质子,父亲在和吕不韦认识之前,常受人欺负或许还有可能,但他母亲是一位“职业性工作者”,能有什么仇人?所以,秦始皇此次“御驾亲征”,杀的是所有认识和了解他母亲的人,他以母亲曾做过三陪女为耻,所以他要用屠刀斩断历史。心眼小的人,不能得势。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对上海电影圈的老友们也毫不客气,心态与秦王(后来的始皇帝)大概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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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秦之一:儒家的保健药方
燕太子丹怨王,欲报之,以问其傅鞠武。鞠武请西约三晋,南连齐、楚,北媾匈奴以图秦。太子曰:“太傅之计,旷日弥久,令人心惽然,恐不能须也。”顷之,将军樊於期得罪,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谏曰:“夫以秦王之暴而积怒于燕,足为寒心,又况闻樊将军之所在乎!是谓委肉当饿虎之蹊也。愿太子疾遣樊将军入匈奴。”太子曰:“樊将军穷困于天下,归身于丹,是固丹命卒之时也,愿更虑之!”鞠武曰:“夫行危以求安,造祸以为福,计浅而怨深,乃连结一人之后交,不顾国家之大害,所谓资怨而助祸矣!”太子不听。
——秦始皇帝十九年(公元前228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24~225页
燕太子丹策划的刺杀行动以失败告终,在这次历史事件中,荆轲、高渐离、田光、太子丹、樊於期、秦舞阳、秦王等历史人物,共同出演了一场话剧,给中国历史留下了说不完的话题,给中国文化涂抹了慷慨悲凉的美学光彩,给中国人格精神注入了些许男儿血性。
太子丹策划刺秦,一开始就遭到了他的老师鞠武的反对,鞠武给太子丹的建议是,继续寻求列国的支持和合作,结成统一战线,甚至寻找北方匈奴(这是异族)的支持。统一战线之不能寄以希望,已被无数事实证明。与匈奴合作,方式无非是许以财帛,类似今天之雇佣军。燕国有无财力满足匈奴兵的需要是一个大问题,匈奴在中原内地能否战胜秦兵更是大问题。更重要的是,公元前771年申侯借西戎兵攻破镐京,杀了周幽王,西戎不肯撤军,导致了周王朝东迁雒邑,此后向异族借兵一直为正统观念所不容,视之与叛国无异。当时,周朝已被秦灭,但内外(夷狄华夏)之界限恐怕还没有消弭,所以即便匈奴的兵可借,燕国也要冒更大的政治与道德风险。
司马光认为:“燕丹不胜一朝之忿以犯虎狼之秦,轻虑浅谋,挑怨速祸,使召公之庙不祀忽诸,罪孰大焉!而论者或谓之贤,岂不过哉!”听话听音,司马光的意思,是把燕国灭亡的责任推在了太子丹轻举妄动上。派刺客不是国家间进行###的正途,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