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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在《汉书·刑法志》中记载当时的情况说：“及至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于是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尤其是当时还有所谓“腹诽”之法。汉武帝为更简便地进行搜刮，想推行一种新的货币。大司农颜异没敢出面反对，只是嘴唇轻轻地动了一下。于是汉武帝说：“即使你嘴里没说，但是你肚子里反对。”于是便以“腹诽”的罪名将一位“九卿”之一的高官处死了。这“腹诽”的罪名，似乎在秦朝都没有。这一来就保证了他的种种政策法令更好地得以推行。
其三，汉武帝实行了一系列盐铁铸钱官营，以及平准均输、算缗告缗等经济政策，这些政策使当时已经规模相当宏大的私人工商业被摧毁，《平准书》说是“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这在我国古代的工商业发展史上应该说是一场严重的灾难；但它又的确在短时间内把大量的财力物力都集中到了朝廷方面来，从而为他的对外战争与其统治集团的豪华奢侈提供了保证。
其四，通过办太学以及各级官府的大力推行、提倡，儒家学派的一套东西在整个社会上逐渐普及开来，在思想文化、社会风气诸方面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对于汉武帝所推行的这些尊儒活动，从为巩固封建统治而言已如上述；但从学术发展的角度应该如何估计，清代方苞说：“由弘以前，儒之道虽郁滞而未尝亡；由弘以后，儒之途通而其道亡矣。”话也许说得过了点，但基本意思是对的。再有，汉武帝为“独尊儒术”而“罢黜百家”，这就使其他学派的许多东西，特别是有关自然科学的一些思想理论被统统排斥，这对我国社会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
司马迁喜欢先秦的儒，对孔子的人格、学说都有很高的评价，但他对汉武帝的尊儒与被尊起来的公孙弘一类的儒生都很厌恶，这从《史记》的《儒林列传》、《平津侯主父列传》、《游侠列传》里都表现得很突出。
千秋功过说汉武（3）
二 汉武帝通过对外战争形成了强大的西汉帝国
汉武帝发动的对外战争前后有伐匈奴、伐南越、伐东越、通西南夷、伐朝鲜、伐大宛等，规模最大的是伐匈奴。单是汉武帝前期的伐匈奴就进行了十四年（前133年～前119年）。
发动不义战争是先秦儒家所坚决反对的，这从《论语》、《孟子》等书中都可以读到。但汉代儒生却从《公羊春秋》中找出为汉武帝对匈奴发动战争进行辩护的理论。他们说：“孔子能肯定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汉武帝为给他的曾祖父刘邦报当年被匈奴围困于白登的仇，还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汉武帝伐匈奴的将军以卫青、霍去病为首。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匈奴，主要有以下几个战役，第一个叫做“关市之战”。卫青一直向北打到龙城，捕斩匈奴七百多人。龙城是匈奴的大本营，在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市的西南方。这次的胜利虽然不大，但这是刘邦建国以来与匈奴作战中前所未有的。第二个是卫青夺回了今内蒙古的河套地区，使汉王朝的北部边境向前推进了数百里。第三个是卫青大破匈奴右贤王，打得右贤王只带着少数的几个人向北逃去。捕获匈奴“男女一万五千余人，畜数十百万”。由于胜利空前，功勋显赫，故卫青被汉武帝任之为大将军，实权在丞相之上。第四个是霍去病在一年内两次率军西征，前后打到了焉支山与祁连山，斩敌之首级与俘虏敌兵三万多人，占领了整个甘肃走廊。匈奴惨败，痛苦地唱道：“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由于霍去病的这种特殊功勋，被汉武帝封为骠骑将军，与大将军的尊贵相同，而这时的霍去病才只有二十岁。第五个是卫青、霍去病两路出兵，各率五万人同时越大漠###匈奴，大破匈奴单于于漠北。卫青有勇有谋地先自立于不可败，同时派军队勇敢出击，接着又分兵对匈奴左右迂回，单于害怕自己被俘，遂趁天黑逃走。汉军俘虏敌兵与折敌之首共一万多人。霍去病与此同时率军五万骑，从东部的今辽宁、内蒙交界地区向北一直打到今蒙古国之乌兰巴托东侧的姑衍山、狼居胥山。捕获俘虏与斩敌首级七万多。
《史记》写汉伐匈奴十四年，真正描写了战场悲壮情景的，只有卫青这一回与匈奴单于的漠北大战。后世诗文屡称颂之：
明代茅坤说：“卫青武刚车之战，气震北虏。”
明代杨慎说：“自‘日且入’至‘二百余里’，写得如画。唐诗‘胡沙猎猎吹人面，汉虏相逢不相见’；‘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皆用此事。”
总的估算一下，汉武帝用了十四年的时间沉重地打击了匈奴，使匈奴人遭到重创，从此有十五年的时间匈奴人不敢靠近汉朝边境。汉王朝的边境向北推进到了今内蒙古的中部；向西夺取了甘肃走廊，随后又向西域进军，开发了今新疆境内的大片领土，打通了东西方的交通，开展了东西方的文化、贸易往来。随后他又用了十来年的时间，###南越、东越、闽越、西南夷、朝鲜、大宛，收复了秦朝曾经占领过的广东、广西、福建，并继续向西南开拓了今贵州、云南，与四川的西南部大片地区，扩大了汉王朝的版图，使汉王朝的强大与其威名远扬，达到了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地步，大大地提高了当时举国上下的民族自信心、自豪感，使当时的世界上出现了东有大汉王朝、西有古罗马帝国的东西辉映的局面。
历史家钱穆说：“中国史上的外患，因地势及气候关系，其主要者常在北方，秦汉之大敌便是北方之匈奴。秦始皇对付匈奴采取一种驱逐政策。汉高祖以一时轻敌致败，遂听娄敬策以和亲缓敌。但和亲政策终不可久。汉、匈奴一旦破裂，则汉之形势实利攻而不利守。于是遂先有汉武帝之诱敌政策。诱敌政策失败，于是不得不大张挞伐，开塞出击。汉击匈奴，采用两种步骤：一是远出东西两翼造成大包围形势，以绝其经济上之供给与援助。一是正面打击其主力。开塞出击之进一步则为绝漠远征。（中国之对匈奴，非不知出击之利于坐防，然而不能决然出击者，则以骑兵之不足为一要因。……马畜既盛，骑兵之训练自易。……）自是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到宣帝时，匈奴终于屈服，而汉廷一劳永逸之战略卒以见效。中国以优势的人力和财力，对付文化较低、政治组织较松的民族，采用主力击破的攻势，自比畏葸自守为胜。汉武帝挞伐匈奴并不误，唯惜武帝内政方面有种种不需要的浪费，所以匈奴虽败，而中国亦疲，故为后人所不满。”又说：“观去病之将兵，较之项王未多逊。……独数其人，非虚也。……卫、霍虽以女宠进，而重以建功绝域自显，其一种进取勇决无畏之风，亦可敬矣。……然两党各有奇才，史公于霍去病虽寥寥落笔，而亦精神毕显矣，诚亦良史才也。”（《国史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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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秋功过说汉武（4）
但我们对此也必须同时看到两点：第一，汉王朝为征伐四夷所付出的牺牲、所花费的代价也是惨重的。到汉武帝末期，汉王朝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已经此起彼伏。第二，北方在安静了十五年后，匈奴势力又发展起来，不断袭击汉边，在汉武帝最后的十几年内，汉王朝有三次全军覆没，其中李陵失败的那一次，只有五千人，算是损失最小的；另一次是赵破奴伐匈奴，结果主将被俘，全军两万人降敌；第三次是李广利伐匈奴，李广利先是作战失败，后来又遇上朝廷政治荒谬，使得李广利竟率全军七万人降敌，是汉匈战争以来史无前例的惨败。
司马迁对汉武帝的对外战争，总体持批判态度。班固写《汉书·武帝纪》，最后在“总评”里先肯定了尊儒方面的“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诸种贡献后，接着说：“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仍是转弯抹角地对汉武帝的开边政策表示遗憾，在这方面与司马迁的思想、立场基本相同。
三 汉武帝的独裁专制与其晚年的政治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