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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无私蓄，遇敌奋不顾身者，惟恐内忧外患，国将不国，官压兵扰，民将不民，并非为了博取虚名和荣显。
这班军阀若以爵禄相诱，可以说是有眼无珠了。
余意已决，定随玉章出川，一息尚存，革命不止。”
1925年1月，吴玉章、刘伯承到了北京。
吴玉章在北京大学见到他的学生赵世炎，知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情况。
吴玉章马上就由赵世炎、李国暄和童庸生等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杨公等优秀分子也加入共产党。
共产党在北方地区的革命活动相当活跃，而同赵世炎接触中，刘伯承体会到中###员的政治理论水平和群众工作经验，确实不是其他党派所能比拟的，他的知友吴玉章、杨公堪称民族精英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可见中国的希望依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上海“五卅”惨案，震动了全世界。
刘伯承、吴玉章正在上海考察，亲眼目睹了这一切。
不到一个月，6月23日，广州沙基惨案发生时，刘伯承随吴玉章已到广州。
刘伯承受到极大的刺激，他同情并支持工人阶级的正义行动，深感革命军人责任重大。
中国革命任务的艰巨复杂，惟有强化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才能有国家富强、人民解放。
他的入党志向，得到吴玉章的热情赞许，杨公早就希望这位有优良品德素养的川中名将加入共产党。
第二年5月，由杨公、吴玉章介绍，刘伯承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此，刘伯承踏上新的革命路程，他永远保持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即使在漫长的人民战争中建立了赫赫功勋，他也格外谦虚。
1948年5月，中原军区副政委张际春在旅以上政治工作会议总结时，准确地传达了刘伯承司令员的思想本质：“刘司令员本来要作一次报告，因去前方指挥作战不能来，临行前嘱咐一个中心意见，就是：‘我们一个革命军人，如果离开了党的领导，就不能成为一个革命军人。
’他还说：‘不管你是多大的指挥官，权威有多么大，一个口令能使上千上万人向你立正，但这些只是党给予的，你个人没有可以骄傲的。
否则，你如果因此便昏头昏脑地骄傲起来，走上军阀主义倾向，那你就要离开党，那是非常危险的。
因此，一个军人必须毫无条件地接受党的领导！’刘司令员常讲他‘自己从旧军人成为革命军人，完全是由于党的引导，党的培养的结果，否则是不可能的。
’刘司令员希望把这一意见传达到部队里去。”
如此真挚的心里话，就是共产党员刘伯承内心的真实写照，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宝贵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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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暴动始末记》的光辉思想（1）
提出新观点1926年11月27日，作为中国共产党四川军委委员的刘伯承，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特派员的公开身份，在中国国民党四川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作了《军事报告》，对四川非常复杂的军事情况进行透辟的分析。
刘伯承指出：“老实说，此次北伐的胜利，不完全是革命军的力量，而是民众拥护本党的力量要占大多数。”
他提醒大家“务须深刻地记着，切实从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方面下一番苦功夫，将革命基础筑稳才是，若只图军事上的发展，革命是不容易成功的。”
刘伯承要求“使民众能确实地监督军人，且趋于真实革命之途才有结果，否则单靠军事运动，是根本危险的。”
为了保证国民革命军顺利北上，刘伯承等人于12月初在顺庆（今南充）、泸州发动起义。
顺庆起义被迫提前进行，非常仓促。
刘伯承等人12月9日赶到时，各路军阀部队的反扑已经逼近，当天在果山公园召开群众大会，刘伯承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并在顺庆设立总指挥部。
由于起义部队是旧军队，没有应有的教育训练，又没有与工农群众运动相结合，因此战斗力较差，很快就遭到失败。
12月16日，顺庆方面起义军，被迫向东撤退，只有一小部分跟着刘伯承到了开江县。
1927年1月中旬，中共重庆地委军委决定刘伯承即刻到泸州，主持泸州军事活动。
到了下旬，杨公、刘伯承抵达重庆，就泸州、顺庆军事问题进行布置。
刘伯承接受任务，他单骑赶赴泸州，即在原泸县道署内设立起义军总指挥部。
“刘伯承来了”，泸州的民心士气为之一振。
出于爱戴之心，民间纷纷传说：刘伯承真了不起，刘湘的军警多、马匹精，怎么也抓不到他，刘伯承快马单骑，风驰电掣，从重庆出来，经白市驿，上丁家坳，过邮亭铺，直奔泸州，一气走了140里，追兵动身迟，怎么也撵不上，这些家伙一个个气喘吁吁地落空而回，而刘伯承安安稳稳地进了泸州。
这个没有夸张的传说，长期流传至今。
刘伯承心里十分明白：泸州起义军没有按照计划行动，起义军上层陈兰亭、皮光泽见利忘义，迷恋“金泸州”每月十万元盐款税的巨大收入，他们没有挥师北上集中顺庆。
军委派陈毅到泸州接应起义军北上，并且他为北上部队拟经过的隆昌、荣昌、合川、潼南等地做了借道疏通工作，这几个头头硬是按兵不动，结果顺庆起义军孤掌难鸣，只得忍痛撤走。
处境艰难的刘伯承，首先安定民心、掌握军队、稳定大局，1月24日在泸州城发布第一张布告：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部布告为布告事，照得本总指挥奉告整顿本军各路部队，现已到达泸城，从事整理一切，除分别呈令外，合行布告，军民一体知照。
此布。
总指挥刘伯承陈兰亭是土匪出身，部队素质太差。
袁品文是刘伯承的老部下，忠厚可靠，他向总指挥表示：“我愿每天到陈兰亭部周旋，时刻与陈在一起，使外邪不入，免生意外。
对团长皮光泽则满足其升官愿望，愿把自己部队（第四混成旅）划出一半，编成两个团拨给皮光泽，请晋升他为六路司令。”
刘伯承反复斟酌，决定采纳袁品文的建议。
所有部队一切活动，由总指挥部统一指挥。
刘伯承还规定，每天下午，各路司令要在总指挥部联合办公，以协调各路部队的关系，共同协议军政大事。
中共中央、中共重庆地委，在泸州起义后，都曾分派政治工作人员到起义部队。
刘伯承到泸后，又陆续调来几十名政治工作人员，各路军设政治机关或党代表，各团设政治指导员，绝大多数由共产党员担任。
总指挥部特别明确规定：部队对上对下的公文，须政工人员共同签署，方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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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暴动始末记》的光辉思想（2）
政治工作内容充实：宣传革命道理，提供进步书刊，贯彻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反军阀主义的宣传。
刘伯承身为总指挥，常常出现在兵民群众之中，平时不骑马、不坐轿、不带卫兵，他的模范作用，万民称道。
即使军事繁忙，他总要挤出时间做宣传工作，川南师范和泸县中学的师生对刘总指挥的报告十分信服，泸州军民爱听刘伯承的演讲，他宣传俄国十月革命、解释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讲述泸州起义的作用和意义，尤其是他着重地说明军队和民众关系的重要性。
由于政治工作的开展，泸州出现生气勃勃的气氛。
吸收新鲜血液，提高起义部队素质，刘伯承为此，办起“军事政治学校”，他兼任校长，除招收地方青年学生外，还从各部抽调下级官兵加以培训。
战教结合的思路由此萌发，虽然时间匆促，当时的作用虽不明显，但是这种措施成为刘伯承漫长军事生涯中惯用的一招。
刘伯承是穿军装的政治家。
他运用革命的权威，彻底改组了旧衙门，清除一些反动分子，任用了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
对于财政、税收，实行了军民兼顾、公平分配的原则，公开宣布废除旧军阀制定的苛捐杂税。
明确规定军队不得把持税收，军饷不能向民众摊派，要以盐税和上下短途轮船运输的税收为主要来源，并简化了纳税手段，负担接近合理。
这种开明利民的新举措，深得民心；同时，也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