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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战略战术上的错误。
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上发言，他对三次‘左’倾战略战术上的批判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意见，三次‘左’倾负责人之一的洛甫同志支持了毛主席的意见。
这些意见概要如下：1三次‘左’倾战略战术的第一个错误是堡垒对堡垒，使敌人的堡垒主义持久战的战略战术达到了目的。
敌人采取堡垒主义是企图避免和我们打运动战，迫使我们进行阵地战，即避开红军的长处和他们自己的短处，三次‘左’倾采取堡垒主义就中了敌人计策。
粉碎堡垒主义的打法是运动战。
博古认为第五次反‘围剿’不能打运动战是不对的。
在敌人这方面说，到处筑堡必然分散兵力（1934年1月不完全的统计，敌堡垒2900多个），为了找我作战，它不能总呆在碉堡内不出来，不向我前进。
另外，敌人总还不能在全国到处筑碉堡来限制我们活动。
堡垒主义必然是敌人大大分兵，它终究还是要出来找我们打仗，就有在运动中挨打的可能。
在我们这方面来说，就是在敌人堡垒线前后左右、四面八方打游击战，袭击他，扰乱他，牵制他，迷惑他，以配合红军作战。
红军或在堡垒线内，待敌前进时在运动中消灭他，或转到堡垒线外广大无堡垒的地带活动，调动敌人，迫使敌人不得不出来和我们打运动战。
就在第五次反‘围剿’时，运动战的机会也是很多的，如洵口、团村、将军殿、建宁、湖坊、温坊各战役，特别十九路军事变时，机会更多。
在第三次反‘围剿’时，敌人占领了全部苏区，虽无堡垒，工事还是有的。
红军在苏区内活动有困难，是跳到敌包围后面打掉敌人两个师，把敌人都引到东面，红军再转到西面休整，以逸待劳，准备再战。
可见，三次‘左’倾是对堡垒与堡垒主义的恐慌和投降。
由于对敌人堡垒主义估计过高，对自己运动战估计不足，产生战术致胜论。
博古、李德认为堡垒主义已不可能像一至四次反‘围剿’时采用运动战那样，可以一次歼敌几个师团。
因此认为只能依靠战术的胜利，只能靠不断地突击来不断地消灭敌人一个连一个营，积少成多，变成战役的胜利，以逐步引起战略上有利于我的变化。
这是‘短促突击’的由来。
在战争指挥上，不依靠正确的战略指导战役，并正确运用战术，而是靠战术致胜。
“编外参谋”贡献多刘帅美名垂青史（5）
这是军事领导、军事理论上的绝大错误。
2三次‘左’倾第二个错误是分散兵力。
在反第五次‘围剿’中，敌战略布置分兵四路：东路蒋鼎文攻闽西（这是蒋介石击败十九路军事变后建立的一路）；南路陈济棠攻赣南；西路何键攻湘赣区；北路顾祝同是主要突击方向，以陈诚、罗卓英主力向南打；另以薛岳、周浑元等三个纵队从东北、西北三个方向向苏区中心进攻。
……三次‘左’倾开始提出的‘全线出击’，在敌人节节进逼下变成了‘全线抵御’——单纯防御，战术是短促突击。
毛主席认为，为了争取迅速反‘围剿’胜利，不应在敌人的突击方向进行主力抗击，而应诱敌深入，用次要兵力吸引和钳制敌人，而把红军主力隐藏集结，待机突击。
敌人要找红军主力决战，必使敌疲劳，红军的退却必使敌骄傲而轻敌懈怠，这就给我以突击的机会。
三次‘左’倾的全线突击，分兵把口进行许多拼命的战斗（丁毛山、三溪、平寮、广昌、高虎脑、万年亭等战役）得不偿失。
在反第五次‘围剿’中，指挥员们对这种打法提出意见，建议打运动战，集中主力打击敌一路，一下子可打敌几个师，均遭拒绝。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许多指挥员曾对军委领导提出批评意见。
认为过于集中，根据地图指挥，而地图又不准确；指定部队任务，过于具体，而敌情变化很快，指挥不能机断专行，失掉许多战机；认为军委下决心过迟，等下了决心时，敌情已变化；认为军委战术不灵活，机械地实行短促突击，敌人就缩回去，我追上去，敌人即依托工事用密集火力给我重伤，因此建议红军主力打运动战。
这些意见军委都未采纳。
3在军事上不知利用十九路军事变，打击蒋介石，粉碎‘围剿’。
1933年11月，在福建组成人民政府后，在政治上利用了它，以毛主席为谈判代表，签订了停战协定，推动它去反蒋，但在军事上没有利用这个机会。
闽变后，蒋介石十多个师沿闽西苏区边界光泽、邵武、顺昌之线南下进攻十九路军，对我暂取守势。
有同志曾建议集中红军几个军团的主力向赣东北突击，消灭正在运动中的大量敌人，既配合十九路军，又粉碎‘围剿’。
三次‘左’倾认为这样做是冒险，拒绝了这个意见。
三、五军团在东线活动，并调一个军团去西线打永丰等地敌人的堡垒。
蒋介石在解决‘闽变’之后，即在福建组成‘剿共’东路军，以蒋鼎文为司令，对苏区造成包围之势。
4在战略转移与突围行动上三次‘左’倾的错误。
1934年4月广昌战役（4月11日—4月28日）一、三、九军团曾与陈诚纵队硬拼了18天后，红军主力损失颇大，敌各路已迫近苏区中心，此时从事内线作战已无胜利可能，应该退却，保守红军实力，转到广大无堡垒地带去作战，创造新苏区，以保卫老区。
在三次‘左’倾的5—7月战略计划上，根本未考虑这个问题。
此后敌情更加严重，中央已作出退出中央苏区的准备，但在8—10月的战略计划上仍提出‘用一切力量捍卫苏区来求得战役上的大胜利’，‘发展游击战争，加强辅助方向活动求得战略上情况的变更’。
一方面准备突围，一方面还让红军去拚命，还不注意保存实力。
这表现三次‘左’倾此时已惊惶失措。
正因为惊惶失措，战略大转移过程重大行动既未在政治局讨论，又未做到政治动员，也未能在转移前给红军以必要的休整而仓促行动。
10月16日开始长征，一、九军团为左路，三、八军团为右路，五军团后卫，保护中央长征。
全军8万多人开始大搬家（后方机关过于庞大），红军为了掩护中央，一路上被动挨打，30多天中在赣南、湘东、湘南、桂北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10月21日在赣南安远、信丰间突破第一道封锁线，11月15日在湘南宜章突破第三道封锁线，11月底在广西北部的兴安、全州之间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
“编外参谋”贡献多刘帅美名垂青史（6）
博古的意图是想到湘西根据地和二、六军团会师。
但这意图被敌识破，敌人层层设防。
12月红军到达贵州东部地区（黎平、施秉），博古仍然想到湘西去，遭到大多数同志反对。
此时部队混乱现象严重，即在此休整3天，于1935年1月7日占领遵义。
部队在遵义休整了十几天（八军团在黎平即并入五军团，教导师并入一、三、九军团）。
博古等有个错误观点，认为只有到了湘西和二、六军团会合后放下包袱才能打仗，所以一路避战。
就是对孤立的、拖得疲劳不堪的敌军，也未主动反击，只是招架，实质是惊惶失措的退却逃跑。
跑到遵义时，85万多红军剩下3万多人。
1广昌战役后不应再拼，应保守实力，仍拚（高虎脑、万年亭、驿前战斗）。
2转移应给红军必要休整，不给。
3转移应做充分的政治动员，未做。
4转移中完全可以打击追击的敌军，不敢打，一味逃跑，失去在湘南立足的机会，调动敌人、间接保卫中央苏区的机会。
5战略指导机械——在进入湘东（桂东）突破第二道封锁线，敌已知我意图是湘西而层层集兵设防，仍坚持不变——去湘南。
到桂北，直到贵州北部，还想去湘西，战略方针机械。
还在第五次反‘围剿’进行中，大家对三次‘左’倾的打法有意见：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毛主席是有什么本钱打什么仗。
但是很多人不敢提意见，提了就被说成是对战争的动摇，就是机会主义，前途是反革命。
这帽子吓人。
这时，按三次‘左’倾‘绝对正确’的打法，打了败仗，使党和红军遭遇绝大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