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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伯承提出“发扬我军光荣传统”主张的第二年，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暴露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问题。
毛主席、党中央提出要“以苏为鉴”，探索一条自己的建设道路。
6月，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五个文件的通知》，强调对苏联经验要采取学习与批判的态度，既要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又要反对教条主义和机械照搬。
学院加了一个文件：《毛主席对军事学院的训词》。
曾经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深受教条主义之苦的刘伯承，对于如何反教条主义有精当的见解。
在1956年12月的一封信中，他提出：“科学研究在军事上，若从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出发，即从适应现代国防要求出发，我们似乎应着重研究‘战史’，尤其是研究毛泽东的持久战和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
同时，我们似应着重研究我们所学现代战争，在原子化学条件下的战役战术。
以上两种研究又必使之结合起来，以求适应于今后战争可能发展的情况。”
就此，他进一步具体地提出：“我们反教条主义，提高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正是为了善于学习，善于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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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山掌教硕果累累（6）
现代国防需要知识。
我们实在太差，所以毛主席指示学院‘努力学习，保卫国防’……党的八大政治决议要我们解决主要矛盾，即‘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满足人民需要的状态之间的矛盾’，那我们只有在提高国防科学水平上去努力吧！”信末，他署名之后写道：“1956年1月26日眼花手抖书此。”
这是刘伯承在上海治病期间写的，足见他多么关心要正确地反教条主义。
1957年3月上旬，原志愿军第十五军四十五师师长崔建功，经南京军事学院领导批准，受上海市领导机关的邀请，去作上甘岭战役报告。
崔建功看望刘院长时，老院长问了他在军事学院学习的情况，又问了：“上甘岭你们四十五师守了多少天，伤亡了多少人，有什么经验。
”他一一作了回答，病中的刘伯承听得很仔细，他说：“你们在上甘岭打得好。
军事学院并没有教给你怎么打上甘岭战役，只教给你一些基本原则。
到了战场上，就靠你结合当时当地的情况灵活运用这些原则。
所以，教条不教条是在用，而不在教。”
这位军事学院上级速成系第一期学员，把刘院长对于军事理论如何实现的精辟见解，做了准确的记录：“军事原则，不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论过去，还是现在，古今中外，百分之七八十是基本相同的一致的。
哪一本军事书不讲争取主动，但到时候则因内外各种因素的干扰有些人却陷于被动。
如进攻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但有时候却做不到。
防御要重点防守，控制强有力的预备队，有些人往往感到这里重要那里也重要，形成分兵把口，这就叫不能灵活运用原则。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共性与个性相结合，一般与特殊相结合，毛主席运用得最好，创造了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
所以，教条不教条，主要不在先生，而在学生。”
刘院长这一番推心置腹的谈话，使崔建功进一步懂得了军事理论在实践中应该如何正确地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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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外参谋”贡献多刘帅美名垂青史（1）
真知出高策1959年4月，刘伯承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并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9月，任中共中央军委战略小组组长，徐向前为副组长。
刘伯承十分看重小组长这份工作，亲自动手给中央军委写报告。
从世界战略形势到未来反侵略自卫战争的战场准备；从一种武器的研究、一条铁路线的修筑到每个战士负荷的减轻，无不深入研究和具体建议。
他认为自己是一名“残废军人”，是军委的“编外参谋”，所提的建议仅供军委和三个总部决策时参考。
而事实上，他的真知灼见，受到领导机关的重视，在实际斗争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62年10月20日至11月21日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取得完满的胜利，刘伯承的具体建议，既及时又对整个战役有指导意义。
这时他已经70岁了，可是他对自卫反击战全过程的关注和投入同14年前他指挥淮海决战时一样的精心周密。
早在5月，刘伯承向总后勤部负责人说：“看印度最近的反华态势，后勤工作要有充分准备。
在西藏有康藏、青藏、新藏三条路，康藏路和青藏路战略意义重大。”
又特别嘱咐说：“后方基地要注意隐蔽，要钻沟，要挖洞，要伪装，防止敌人对我后方基地实施空袭。”
10月中旬，印军对中国领土不断侵犯，刘伯承又几次提出详尽的意见。
他要求作战部队抓紧战前进行针对性的训练，确实熟悉地形道路，“要注意运用夜行晓袭、出敌不意战术，集中优势首先击毁敌人的要害（如指挥中枢或主要集团等）”，他特别强调“全部文章要做在‘速战速决’四个字上，切忌力量分散。”
10月10日至19日，刘伯承对新疆部队的作战提出：“如何才能达到彻底、干净、全部歼灭敌人，按照毛主席的思想，要想办法把敌人分散开打。
我最担心是啃骨头……战术不是死的东西，土办法能打胜仗，就是有好战术。”
这次自卫反击作战，粉碎了印度扩张主义者的进攻，速战速决，从12月1日起，中国边防部队从1959年11月7日的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挫败了国际反华势力的阴谋，博得了世界舆论的称赞。
刘伯承参与指挥这次作战，他分析印军防御配置“铜头、锡尾、背紧、腹松”的特点，提出了正面进攻和翼侧迂回相结合的指导原则，对于战役全过程取得胜利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以“编外参谋”自称的刘伯承，依然干劲足，作风细，意见精。
凡是他所到过的东北、福建等国防要地，对国防建设他都有切切实实的重要建议，而人们听了他的话总有很大的启发。
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皮定钧，堪称名将，战绩辉煌，战术精当。
他把刘伯承自己认为“随便谈谈”的一席话，认认真真地作了《一次谈话纪要》。
皮定钧像许多人一样，爱听刘伯承的教导，从中能学到比书本上还要多的东西，特别是对工作有具体的指导意见。
这份皮定钧亲自动手整理的《纪要》，是刘伯承“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真实写照：“1965年1月5日上午，我去看望刘元帅的病情时，刘元帅讲了如何做工事和保持强大的预备队两个问题。
此材料系事后根据记忆整理。
由于谈话时只有我们两个在场，又没有记录，如有错误之处，由我负责。
皮定钧。”
“刘元帅说：毛主席一句话就把所有的筑城教范都全部讲完了，‘消灭敌人，保存自己’。
这是矛盾的统一。
不消灭敌人是保不住自己的，只有把敌人消灭了才能保存自己，你们要把它具体运用到防御阵地的建设中去。
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什么时候都主张要有强大的战略、战役预备队，他主张以四倍到六倍的兵力去打击敌人，就是要保持强大的预备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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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外参谋”贡献多刘帅美名垂青史（2）
渡长江时，国民党只剩下残余部队100多万人，我军的力量已占了绝对优势，开头只准备第三野战军过江，后来怕力量单薄把第二野战军也加上去，同时实施渡江战役。
毛主席说：我还有个大预备队没有用，就是第四野战军。
这样强大的预备队是敌人无法抗拒的。
刘元帅说：1960年我到福建厦门时，看到你们的坑道打得太长，气眼（指坑道口）打得太少，不便机动，有事时走不上来，这是很危险的。
在原子条件下作战，坑道的气眼要多，有事好走上来。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的重庆有一条防空坑道被日本飞机炸塌了，死了许多人，光拖死尸就拖了好几天，主要的问题是气眼太少了，想走也走不上来。
日本关东军在黑河地区防御时，被苏军放水淹死了好多，主要也是路少了，走不上来。
日本自称的远东新马奇诺防线就这样被突破了。
日本所以投降得这样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