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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偏偏给了福临兄弟这样一个机会！顺治七年（1650）十二月，多尔衮暴死在喀喇城（今河北省承德市郊外），年仅38周岁！而此时的福临已经十二周岁。多尔衮摄政的七年之内，福临受尽屈辱，帝位也岌岌可危，仅仅是一个傀儡而已。后来，福临回忆着七年的时光时说：“朕魏拱手以乘祭祀，凡天下国家之事，朕既不预，亦未有向朕祥陈者”。可见，多尔衮的暴亡对福临来说是一个天大的机遇，对处于危险关头的皇子教育而言，更是一次难得的发展机会。关键就是看幼帝福临能不能把握这样的机遇了。
此时的大清王朝已经成为中国的统治者。居于东北地区时期是接触汉族文化，这毕竟是一种有限的获取汉族文化的方式。定都北京，统一中国后，整个统治阶层都进入了汉族文化的腹地，那么，对于满洲贵族学习汉族文化，提高汉学修养而言，无疑是极大的便利。更深一层而言，只有更深入，更深刻的掌握汉族文化，才能有效地统治整个中国。顺治十二年（1655），他在给礼部的谕令中称：“帝王敷治，文教是先。臣子致君，经术为本。自明季扰乱，日寻干戈，学问之道，缺焉未讲。今天下渐定，朕将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可见，满族统治者已经认识到文教对于稳定统治的作用。那么，统治者也必然认识到自身的文化水平对维护本阶级利益的巨大作用。
可以说，摆在幼帝福临面前的也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以适应处理政务的需要。经过两代帝王及一代摄政王的积累，留给福临的是一份丰厚的遗产，但是他还面临着另外一种困难，就是自身的文化素质不高，他后来说：他刚亲政的时候，连臣下的奏章都看不懂。多尔衮摄政期间，福临多少还是受到过一点教育的。《清通鉴》中记载：“丁未，都察院承政公满达海等上摄政王启，请为皇帝选择博学明经之人，置诸左右，朝夕论讲，以资启沃”。但是，一直到亲政，福临都没有正经从师学习过，对于满文还基本能掌握，至于汉文，只是略识一些字而已，这种情况是极不利于他施政的。
面对这样的情况，顺治帝自觉的迎难而上，开始了正规的学习。可以说，此时的皇子教育也已基本上走出了危险期，并开始走向真正意义上的正规化。此时，顺治帝已是十几岁的少年，接受教育已属大龄学生了。自古以来，皇子们受教育的年龄虽不统一，但多在十岁以下。《大戴礼记*保傅》中记载：“古者八岁而就外舍”；《礼记*典礼上》记载：“人生十年曰幼，学”。因而，年龄对顺治帝学习而言是一个不利的因素，但是她的悟性很好，并且十分勤奋，文化水平提高很快。一开始，他便五更起，趁着天气晴朗。认真地记诵；处理完政务后，就开始读书，一直到深夜。这样坚持了九年，通读了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和唐宋八大家及元明著作。除了这种从书本上直接获取的知识外，他还请教那些满腹经纶的汉族大儒。顺治十二年，在宫中开设经延日讲，就是设置日讲官，辅导皇帝学习儒家经典。日讲官由翰林院学士们担任，当时由王震、麻勒吉、折库纳、王熙、方悬成、曹本荣等人，其中尤其以王熙最受宠遇。当时汉族儒臣集中的地方是内三院，即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和内弘文院，自然也是顺治第经常光顾的地方了。
第三章：成型期（二）
以上是从学习文化知识这一方面而言的，那么，对于满族人的老本行——军事教育，则又是如何呢？满清贵族定鼎中原，满族人也逐渐由游牧民族向农耕民族转变；在意识上也由尚武转向崇文。因而文化知识的教育也逐渐重于军事教育。我们可以做以下分析：
1：中国已基本上统一，而且也基本上没有大的战争，政局也逐渐稳定。顺治帝曾说：“帝王敷治，文教是先”满清统治者此时已经认识到文治对于稳定统治的作用要优于武功，因而文化知识的教育也逐渐重于军事教育。这是从当时的历史环境而言的。
2：顺治年间，八旗兵逐渐被绿营兵代替，一旦有战事，则多用绿营兵，八旗兵的斗志在进入中原后被逐渐消磨。优绿营兵为清朝效力卖命，八旗兵久而久之也多成了享乐之兵。因而，统治者对军事教育的重视程度也就降低了。
尽管如此，清朝统治者仍旧认识到 军事教育的重要作用。顺治帝曾谕旨说：“我朝原以武功开国，历年征讨不臣，所至克捷，皆资骑射，今仰荷天休，得成大业。虽天下一统，勿一太平而忘武备，尚其益习弓马，务选精良，嗣后满洲官民不得沉浸嬉戏。耽误丝竹，违者即拿送发司治罪”。军事教育是“国本”，因而会手到统治者的重视。
可以说，顺治年间，皇子的正规化教育已经开始起步，既有文化知识的教育，又有以骑射为主的军事教育。那么。顺治帝的皇子是怎样一种情况呢？顺治帝二十四岁逝世，共有八位皇子，他们是：
长子：牛钮
二子：福全
三子：玄烨
四子：未取名（早夭）
五子：常颖
六子：奇授（夭折）
七子：隆喜
八子：永干（早夭）
顺治帝病逝时，长子、四子、六子、八子都是已经夭折，活在世上的四位皇子都是孩童：二子福全七周岁、三子玄烨六周岁、五子常颖三周岁、七子隆喜出生仅仅八个月。由于这些皇子都是孩童的缘故，顺治帝在去世前也来不及顾及皇子的教育。这样，这些皇子们接受教育也只有在康熙年间进行了。
顺治帝享年仅仅二十四岁，她的皇子最大仅仅七周岁。所以，这四位皇子中，无论谁继承帝位，都会出现顺治帝当年即位时的情况，即幼年天子登皇位。在继承人问题上，顺治帝在临死前指定六周岁的玄烨为嗣皇帝，同时又指定了四位异姓勋臣“保翊幼主”，辅治国政。这四位大臣是：索尼、遏必隆、鳌拜、苏克萨哈。他们承担的是辅治国政的责任，不是共治，而是在皇帝年幼无力处理政务的情况下代摄政务。与多尔衮摄政相似，但又有根本的不同，因为多尔衮是皇室人员代摄朝政，四大臣则是异姓勋臣。顺治帝面临的是皇权被篡夺的危险，而康熙帝面临的是皇权被限制的危险。因而，康熙帝接受教育的机会不会被限制，反而会得到支持。在亲政之前，有四大臣辅政，因此康熙帝每天都有充足的时间用于学习。
在他幼年学习生涯中，孝庄文皇后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康熙帝后来回忆说：“朕自幼龄学步能言时，即奉圣祖母慈训，凡饮食、动履、言语皆有规度。虽平时独处，亦教以罔敢越轶，少不然即加督过，赖是克以有成”。孝庄文皇后给幼年玄烨的首先是亲情，其次才是教诲。在做皇子的几年里。他都是住在紫禁城外的一座小宅院里，而且终年不见父母，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玄烨八岁丧父，十岁丧母，两年之内，父母双亡，可以说是人生幼年最大的不幸。康熙六十年，当他六十八岁时，尚且凄怆第回忆说：“世祖章皇帝因朕幼年时，未经出痘，令保姆护视于紫禁城外，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此朕六十年来抱憾之处”。对于这个缺憾，孝庄文皇后多少能给一些弥补，毕竟他们之间是祖母关系。从亲情上给与关怀，而且给幼年玄烨提供了一个安定的学习环境。孝庄文皇后也是玄烨的第一位老师。
第三章：成型期（三）
在玄烨的启蒙教育上，孝庄文皇后的作用是巨大的，这些教诲包括许多方面，孝庄文皇后已经历了皇太极和福临两位皇帝，尤其是对他的儿子福临的教育上用了大半生的心血，也积累了必需的经验。孝庄文皇后的这些教诲，我们可以归结为：
1：为君之道。就是教康熙如何做一个圣明的天子。比如“俨然端坐”是君临天下的德容，使一个帝王必备的外在形象。孝庄文皇后就反复教诲“凡人行、坐、卧，不可回顾斜视”。亲政之后，无论是询问词工，还是迎接宾客，或是训示子孙等都能长时间俨然端坐，庄严而且肃穆，不失伟人仪表。用玄烨自己的话说就是：“此乃朕躬自幼习成，素日涵养之所致”。从帝王必备的一些基本素质方面着力培养，既要懂得为君的不易，又要明白为圣明君王的必要，这一点，孝庄文皇后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