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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连忙让出位置，叫学素卧于旁边，拿出毛巾为他包扎伤口。机抢声稍停又作，卫士奔入舱房，连忙扶了陈布雷到底舱，这才知道卫士已有6人受伤，船上的大副及船员2人也受伤。
陈布雷在底舱听不清机枪声，大概日机又扫射二次后才向西飞去。渡轮只好泊于江岸，陈布雷等登岸。沿江是泥涂，愈思举步，而愈陷愈深。卫士背负着陈布雷到了小村庄。检视伤者，饮以茶水，并且拿出所携云南白药分敷之；但有的已因伤重死亡。及天色薄暮，仍旧下船，驶回新堤，掩埋了死者，把伤者送入医院。因大副及船员已受伤，另雇了两人。又以前路有危险，决定改道至沙市，然后循公路往湖南。
26日下午抵沙市，泊沙市一日，至晚动身，经公安一宿，28日由鄂入湘，过常德又一宿，29日经宁乡、湘乡、湘潭到衡山时，已是黄昏以后。蒋介石是前天到这里的，但又去长沙处理大火善后事宜了。
陈布雷住衡山写经台，此处原为师长李觉住宅，坚固轩爽。他发快函告知在重庆的夫人、亲友，说是已“平安抵湘”。
陈布雷住在衡山两星期，蒋介石回衡山时，对他说：“布雷先生，在武汉你应该早点走的。几罹大祸，饱受惊恐，身体怎么样？”
“谢蒋先生关心，”陈布雷很感激地说：“蒋先生也要保重身体，日寇紧追不舍，轰炸、扫射，其目标就在于你。”
“我晓得。”蒋介石说：“侍从室要马上移到桂林去。我还要到长沙一行，会晤英大使卡尔。”
11月中旬，陈布雷由衡山启程，第二天到了桂林，住在乐群社内。陈布雷后来回忆：“入桂境后地方瘠苦情状，迥异湘省，然山势之奇兀，与画本无异，乃第一次得见者也。”
陈布雷住桂林约3周，初时甚闲，无甚多事务。各处来电，选择最重要的电达林主任（林蔚文），其余的都暂时放着。与桂省党政当局相往还，陈布雷觉得他们俭朴勤劳，只是“规模不宏”，可能是受了地理环境的限制。陈布雷在这里熟人不多，鄞县庄仲方任桂林市筹备处长，招待殷勤，陪同陈布雷游览了七星岩、月牙山等处。
月终，蒋介石自衡飞桂，陈布雷乃移入旧藩署八桂阁内办公，距蒋的官邸才隔一门。蒋介石有时过庭中游览，摩抚庭间桂树，测其径度，告诉陈布雷：“此民国11年随总理到桂之旧游地也。”在桂林，蒋介石稍暇即召陈去谈话，陈回忆“所谈均第二期抗战中精神致胜之要点，对敌相近卫所倡之东亚同体与连环互助关系，痛斥之尤力，谓此种桎梏，将断送民族命运于永久，较诸军事占领为尤烈，万不可中其奸计，宜愈战愈奋，与之作精神斗争”。蒋介石对陈布雷谈过五次后，就让陈布雷准备撰一长文——《驳斥近卫东亚新秩序》。陈布雷对这些言论深受感动，后来认为汪精卫、周佛海可惜当时都没有听到，否则他们或许就不致失身作汉奸了。但是陈布雷也太天真，他没有懂得，卖身投靠日寇的人岂是一篇文章所能挽救得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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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抗战中陈布雷爱国之心未息（1）
陈布雷随蒋介石退至武汉将近一年，日记从未间断，从日记中看，一年中所有军国大事都有记载，也有不少可资参考，可以看出其待人接物和个人经历及体会。
如对汪精卫言行已有所察觉，1938年1月14日日记：“八时卅分起到中央银行参加第43次常会，王外长报告德使转来消息，知敌方以十五日为限期，欲威胁我屈服，席间，汪孔张发言甚多，汪所言‘战无把握和无保障’（即谓敌方不守信义，且贪欲无厌）八字概括之……”，陈布雷在1月17日日记中特别记明：“……日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期待真能与日提携之新政府之成立……并闻敌已召还川越，通电各驻外使领，声明与国府外交关系，业已停止云云……”日方已发出诱降讯息，而汪精卫在这个节骨眼上却散布此种言论，已伏汪之投日动机了。2月3日，陈布雷在日记中也提到周佛海，“……余今日劝佛兄积极作事，所言稍切直，不知能无忤否……”可见周佛海思想也很消极了。相反，在1月26日日记中陈布雷却记下了：“……委员长有极沉痛之演说，期望鼓励……”陈布雷“奉命往官邸见委座有所指示，退至办公室核阅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之讲稿拟发表……”对于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1937年自苏联归来，陈布雷早有接触，印象颇好，在武汉期间对蒋经国更有好感，1月13日日记记：“八时起阅经国兄所著《欧游十三年》一书，盖书体例新颖，用每年均选择一日之日日记汇编而成，其生活丰富，经历艰困，而始终乐观，足证其意志之坚定，文字亦流畅通达，殊为佳著……”，1月22日日记中又记：“……经国兄来谈，一种活泼精进气象，令人感动，其见解亦多从实地经历而来，有极精到处，唯对于推动民众之方法，则颇觉其观点太偏，未能了解中国社会问题之真相也……”蒋经国后来到赣南去当专员，大刀阔斧搞改革了，陈布雷对蒋经国总的是赞赏的。
陈布雷其实心里还是很矛盾的，1月31日日记：“今日为废历元旦，自兹余乃四十九岁矣，老之将至，志业无称，奈何奈何……”，令人奇怪的是在2月26日陈布雷有一详记，看来是对以前几十年记录之综述，谓：“此册为余二十七年之生活记录，其时余脑病益深，时时失眠，时时于初醒时或临睡时作呓语，又时时于梦内与人讨论极复杂之问题，或处理极复杂困难之问题，或处理极紧迫重要之事件，或起草极难动笔之文字，往往大叫头痛而醒，醒而思之，并无此事，并不需作此文，然梦中则迫促严重极矣。如是几日以为常，余之神经受伤如是深重，一时又决无法脱离工作（盖义不可，情理亦不可也），天天感到责任未尽，应见应访之宾客均不及见不及访，应做之工作未做完未做好，对僚属不能督促不能安排，对介公未尽辅佐之职务，如其所想像希望于余者，因之灵魂不安，心里苦痛，长此以往，必成往易之疾无疑。此种致病之原，皆因体力太坏，治事能力本差，又拙于肆应，怯于交际，心太切直，习惯太随便，看事太认真，忍耐力与豁达度均不够，如此而置之于政治纷扰之场，忧患丛集之地，几何其不左支右绌，如坐针毡者，一日不得安者也，一日犹然，况十年乎，后之览者，庶知而哀之。”陈布雷这段自白真是透彻极了，在当时写在日记中，是心灵的独白，是不会给人看的，难道他自己知道几十年之后“后之览者，庶知而哀之”吗？真真奇哉！还有一点令人不明者，在“七月份之回溯”一段日记中最末有几句话“此一月中有一事足以特记者，即某次对外谈话稿，竟以直言诤谏得以中止甚感领袖之伟大也，”这就是说陈布雷给蒋介石进谏，蒋介石居然也听进去了，不知是哪一篇谈话，日记中未记，所以陈布雷兴奋，记下“此一月中有一事足以特记者”。
陈布雷在1938年日记中也记下了对各方面人物的行踪和看法，如6月18日日记中有“……今日病实未愈，头痛欲裂，郁闷异常……萧化之偕郭沫若君来访，强起而酬对，郭君丰采仍如卅余，询之知四十七岁矣，十载沧桑，不胜慨息……”7月2日为了“告日本国民书”，又致沫若一函。10月13日日记中记：“……往政治部第三厅访郭沫若、胡愈之两君……六时卅分到官邸座谈，到骝、鸾、博、沫若、芃生、愈之诸人……”对于中共代表也有记载，7月18日日记中有：“……与林伯渠及周君（注：应是周恩来同志）同见委员长……”12月11日日记中记：“……四时至官邸，偕立夫、淮南（注：即张冲）入见，谈对于中共决议之对策，四时卅分，吴玉章、陈绍禹、秦邦宪、董必武四人来谈，委员长以革命大义相勉，谓###如认清环境，为国家利益及远大处打算，应取消组织，加入本党，秦等表示不可能……”在九一八7年纪念时，陈布雷在日记中记有：“七时卅分起，今晨天气转凉快，秋雨霏霏，令人起愁郁之感，追念七年以前之国难，弥觉余痛在心……遍取今日之报纸读之，冯焕章、陈辞修各有极好之纪念文字，不知为谁之手笔……季鸾来访谈战局极焦急，胡政之君谓季鸾忧国之心高于常人，诚哉不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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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抗战中陈布雷爱国之心未息（2）
陈布雷在1938年日记中对每月工作都有一个简单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