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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12月29日日记：“……与默等商如何劝慰怜儿之法，殊苦无术，以其此次回寓后长日悒悒无欢也……”，12月30日日记：“……携琏儿往访蒋夫人，承其殷殷询问琏之身世学业，并对余谈宗教哲学……”。这就是说陈琏并未承认自己共产党员身份，蒋介石亲自过问这件事，叫陈布雷“管教”，而陈布雷又“苦无术”，陈琏还“悒悒无欢”，去访了宋美龄，宋也一般地垂询，大谈宗教而已。回忆“文革”中上海造反派一再对陈琏威逼，诬说陈琏叛变了，是毫无根据的。陈布雷的日记解破了许多谜疑之事，是很好的一个佐证。
陈布雷深受儒家思想之影响，很重视自身修养，日记中多“自省”、“箴言”之类，1947年1月日记中还有“治心之要”9条，还摘录了托尔斯泰语录4条，什么“一个人为他人而生活，才可以永远幸福”等等，作为座右铭以自励。所以被蒋介石称为“当代完人”。当然，蒋之称其为完人，一方面是因为在政治上完全站在与蒋一致的立场上，是忠于蒋个人的，陈布雷日记中甚至几次提到自己是“愚忠”。另一方面，陈布雷在个人道德、操守、人格上确实是一直保持“淡泊”、“清廉”的，对工作日夜操劳，兢兢业业。对朋友，对兄弟，对家庭堪称模范。1946年抗战胜利，陈布雷自重庆飞回上海，5月27日日记记述“……秦润卿、张申之、俞佐庭先后来访……”，这几位都是宁波商界名人，特别是秦润卿是慈溪同乡，上海钱业界领袖，抗战时不愿事敌，是爱国的，陈布雷遇见同乡当然很高兴，但当这些金融界头面人物请他当顾问时“……俞佐庭君来访，为四明银行董事会，聘余为顾问，并谓将赠车马费，余婉谢坚却之，佐庭乃谈他事……”（5月30日日记），比之国民党大小官员抗战胜利发劫收财、“五子登科”来说，陈布雷的清廉是难得的，陈布雷当时连住房都无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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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感想（代序）（5）
陈布雷为蒋介石拟写文告，可以说是苦差使，如1941年11月13日，为了起草参政会开幕词，这么一篇篇幅并不大的文章，就花费了三四天，他记下了蒋介石“口授要旨，繁复曲折，颇觉行文组织，难于自然，而说理陈词，未能惬当，彷徨绕室，几乎不能下笔，至晚八时，犹只能成八百字也，委座五次来电话补充要点，愈重视此文，余愈不敢下笔矣……”（11月13日日记），14日日记“……十一时卅分，委员长将文稿核阅后发下，谓大体可用，嘱再加以修改，午后三时至七时，又速送条谕二叠补充，陆续修改至夜九时始完毕，然知此文断不能就作为定稿，以委座每写一文，陆续修改补充不止，此历年之惯例，而近年尤然，然余之拙笔有不能追赶之苦也……”，怪不得陈布雷与李惟果感慨“文字工作之难，相与叹息”了。1946年12月为蒋介石赶写一份广播稿，“午餐后，委座来电话，乃谓须加入二段意思，因知试官之意不尽与考生相同也……四时许，委座连续来三次手函，要补入不少意思，前后达九十页之多，头绪纷纭亦复杂，不易安排……”，陈布雷改成6000字，连陈布雷自己也感“冗长拖沓”，忽接蒋介石电话，“竟将一稿拆为两篇之用，命余补缀，此如何可能乎？”陈布雷大呼“心拙力竭，拼凑而已”。陈布雷感到为蒋写文章甚为苦恼，自己之思想依附与别人身上，在“感想杂记”中记述“以余之个性，实只宜作乡里之散人，或藉教读以自给，乃因少时不知自觉，好为文字议论时事，自受知于蒋公，竟充其愚画，许效驰驱，然个性对于复杂之政治环境，实绝对不相适……信乎择业之宜慎也，……进退都无是处，强忍亦已无余力，苟且偷生，局天眷地，皆所自造，命也乎。”
陈布雷日记中对自己内心之剖露可谓淋漓尽致，西安事变之后，1937年4月间，18日随蒋介石到杭州，4月22日日记中已露出退意：“午后无事在寓，与允默商进退问题，颇思俟委员长病愈，摆脱侍从室职务……”，4月24日日记又记：“……余连日心情不佳，幸而滞留杭州，尚可不发神经病……”，1937年4月，蒋介石批准陈在杭州休养，在6月1日日记中陈记：“……唯当忍耐持久，以观其后，盖摆脱既不可能，即当屏除杂念，听其自然……”，这里的摆脱不能，不仅是指病体，亦有摆脱政治圈子之意。直至抗战爆发，陈布雷是带着痛苦与矛盾，跟着蒋介石抗日救国的，直至退到重庆，民主势力提出“结束党治”，实际上是反对蒋介石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可是陈布雷出于“愚忠”（陈布雷自己日记中屡次提到），蒋介石对民主甚为反对，陈布雷也认为“结束党治”之提案“……完全出于捣乱政客之所为，明明为窘迫而已……”。1940年11月22日日记，“……委座甚愤慨谓如此‘无异要我们解除武装，且加以重重束缚’……”，陈布雷不复是辛亥革命时一激进青年，以反对帝制、反对军阀为己任，而是维护“###”、维护“领袖个人独裁”的“忠臣”了。陈布雷已与整个时代脱节，所以心理十分痛苦和矛盾，“以致党国艰难，人心散漫，经济恶化之现状，不知何以补救，而自身又衰疲无能，至此悲怅之情，终不能自抑，又不知如何爬梳整理……”（1942年11月5日日记）。
1943年7月10日及1944年4月，陈布雷日记中多有“杂感补记”一些综合之心得体会，“自十六年一至南京，以深感自身决不宜于政治上作事，而以因缘牵率，终不能重归我新闻记者之旧业……”，“当武昌起义之时，余适在天铎报，少年意气凌厉，曾撰‘谈鄂’十篇，鼓吹革命，以此因缘，许身党国，今建国之业未成而已年逾五十，居机要之职位，无丝毫之贡献，不禁感慨系之……”。1945年陈布雷在休养中，又写了“新春杂记”，写了几千字，中有“我之入侍从室，十年以来，不敢言劳，不敢乞退，乃实践我民国十七年对蒋公，‘只愿为公之私人秘书’之宿诺……忆季陶在数年前对余与张文白言君二人乃一将一相……余闻之如惊天霹雳，若侍从室之地位与职责真为如此，则余谬居要位，旷职误事之处必擢发难数矣……”。蒋介石后来对陈布雷的要求不仅仅是为他起草文告，当一私人秘书，而是要他尽辅佐之责，就是戴季陶之言当一个宰相，可是陈布雷没有这个政治野心，陈布雷在1945年1月24日日记有很长一段自白“……然蒋公既公开言之，我又不便漠然置之，无已其及早引退乎……。”
一点感想（代序）（6）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7月14日陈布雷在日记中大呼“……杂思繁虑，排遣不开，姑不论健康如何，而精神上之衰疲劳累，洵所谓‘此树婆娑生意尽矣’……”。7月29日日记中写了自讼录8条，自责自谴，“不能如委座之意”，7月30日，31日两天日记并记：“日来某种消极观念而引退之意，仍不断扰于胸中，无可控遏，亦不能自己抑止，形神之萧索，志气之委顿，心绪纷繁，神经颠倒错乱，大有败叶满山不可爬梳之境象……”，他还想到“念委座之纷繁忧勤，则余等何敢言劳苦，然余实心力体力交瘁已达极项矣……”，最后他还是感叹“……此皆余历年自造之错误，今已无可挽救……”。如果没有看到日记，真不敢相信陈布雷在抗战胜利前夜，思想痛苦和消沉会至如此地步。日本投降，8月28日，蒋介石宴客请陈布雷作陪，他在日记中记下“……自断此身无服务之能力，恐今生自此成为无用之废物矣，奈何奈何……”，陈布雷固然由于身体极为衰疲，但也有政治上消极悲观，他在8月31日日记中喊出了：“余诚为不知自量而只知愚忠自效之大愚人也”。
1947年6月17日在南京陈布雷目睹胜利后“五子登科”，人民怨声载道之情形，“而我中枢散漫脱节，各不相谋，略无振奋团结之气象，殷忧无限”（6月14日日记），“……今日情绪怫郁，心思烦乱，此二旬来作事一无精神，思虑不能集中，颓败痛苦，几又回复去秋以前情况，十时，力子来谈教育界情形，并及时局，相对慨然，无可言说……”（6月17日日记），一是“殷忧无限”，一是“无可言说”，陈布雷心情可谓消沉极矣。当时蒋介石又准陈布雷上庐山休养，可是陈布雷“近来内外情势紧张已极，而国内人心大非，非廿五六年时可比，至可殷忧”（10月25日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