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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体质素弱，髫龄即患头痛。4岁时，“夏患痰厥，昏迷不省事者半日。女佣方氏调护甚至，及长犹仿佛忆之”。“七八岁以后，性行顽劣，体既弱，乃好戏侮弟妹，母常叱责之”。11岁从徐氏读，“以作课时间长，常思头痛发热，又不敢直告先生，即请假亦无效，退又不敢告母，每病作，悄悄登床自睡，明晨热亦自退，又上学如常，”这是陈布雷回忆中所记：“二十岁初秋，饮食不慎，致患痢甚剧，先由秉琳患此病，同学传染者三四人，均不久即愈，独余为最剧。入广济医院治疗一星期未愈，院医医术浅薄，态度傲慢而疏忽，院中设备及卫生均恶劣，臭虫满床席间，诘之尚不自承，愤极出院，迁居上城四明颐养庐。秉琳亦未愈，来同寓，最后请大哥友江山聂先生（亦谘议局议员）投中药数剂始愈，然已形销骨立矣。向学校请假归里养病，与朱清奇兄同舟归，以食蒸栗过多，归家又复发，又旬日而全愈，予之不谙卫生知识有如此者。在家养病匝月，索居读书，暇辄游田野间，生活闲适，病亦遂痊。侍予疾者五妹为最勤，而四姊调护饮食，尤尽心焉”。22岁夏，“杭浙高举行毕业试，身体受气候影响，颇不支”。25岁“依仁公弃养，独负家计，为最痛苦忧患之期，神经不安。37岁秋，恶寒恶热，患伤寒；有时谵语不绝，诊治休养两月始愈。44岁，自去年起，每值初夏，即患小疾，精神疲滞，心绪烦乱，往往因之失眠，今年更甚，请假服药调治约二十天始愈，盖体力渐衰矣”。46岁，“出席五全大会毕后，体力心力憔悴……积劳之余，加以烦闷，几于神经错乱，延医诊治，投剂服药亦无效力，请病假一月”。47岁10月，“忽患腹疾甚剧，精神疲倦，且患失眠，遂屏居养息”。48岁5月，“以数月积劳，在杭寓旅中忽患脑病甚剧，神思烦郁，夜则失眠，书则畏烦。回京至鼓楼医院检验身体，知贫血益甚，乃购肝脏制剂饮服且注射焉，疗养匝月，效果殊鲜”。1939年4月“身体精神，忽大感疲惫，竟日昏昏，作事无力，夜间又常失眠，且目眩手僵，病态百出，而骨痛腰酸，头脑晕重。赴北碚休养一月”。11月“旧疾又作，百般调治，终不见痊，且胃肠日见薄弱，人亦渐消瘦，精力年不如年”（以上均出自《陈布雷回忆》）。1942年养病成都凡三月。1946年还都南京，夏秋病象日增，健康日损，脑力益衰，其秘书蒋君章说：“布雷先生的健康，二十年来一向不很良好。他的病在医学上不知道是否叫做高度的神经衰弱，他自己叫做脑病。在我记忆中，每年春夏，都是先生健康不良的季节，尤其以胜利以后为然。每年春夏之间，他总觉得精神不佳，思虑无力，胃口也差，在容貌上表现出萎顿的样子。在这个时候，他本来非常温厚的性情，要比较的急躁些，本来很轻松和欢喜讲些笑话或遗闻轶事的，要比较沉默些”。
友人和妻子回忆（2）
陈夫人王允默女士说：“先夫子一生，诚可谓历尽艰辛。年十六而失恃，二十五而失怙，此一大家庭之重任，乃落于一身。时弟妹众多，皆未成立。宗族乡党诸事，俱待规划、继理。先夫子乃辞去教职，一意家居，日常琐细，无不躬亲料理。盖以此为自身责任所在，不容趋避，虽因此牺牲一己之精力事业，亦无所惜。其服务于新闻界及政界，此种强烈执着之责任观念，始于为其思虑决断之中心。而其健康之所以未能及时挽回，终至日趋衰病，此实亦原因之一也。”
张道藩陈布雷责任心强，虽然感到不舒服，但还不肯休息，直到不能再拖的时候，才作短期的告假。责任心迫使他希望早日恢复健康，如果过了假期的一半，而健康的进步不显著时，他的忧虑增加了，睡眠受影响了，健康的进步便益无希望了。1947年7月上庐山休养。越一周，至书蒋君章谓：“上山已七天，而脑力筋力之疲颓，曾不因接触大自然而恢复。至于体力不济，亦极可惊。出脂江路到传习学舍散步，一来回须两小时许。加以目光散漫，手腕颤痛，与三十四年夏季无异。现在上午只能略看闲书，下午僵卧，傍晚散步，夜间绝对不作事，十时即安排就寝。如此休养，尚且毫无效果，即写一封信，亦笔若千钧（连续写两函，即无力写第三函）。于是弟悟年力衰老之已难补救也。初离京时，只拟请假一月，如以七月八日起算，亦仅有两星期可住，因之甚为踌躇，预计非续假不可。故先以近况报兄”云云。函中并有“弟实深望此行能恢复健康，再可奋斗两年，以遂党员报国之愿，若照近日情形，实无此把握也”等语。陈布雷是“身在山林，心在廊庙”，虽在病假休养中，在给友人的信中，仍无时无刻不以“党国大事为念。党国多事，放心不下，健康很难恢复。”
陈布雷的好友张道藩回忆：“先生淡泊，与世无争。但政治场中，有些事情，书生是看不惯、听不惯的；书生既已从政，自然接触到看不惯的现象、听不惯的事情。心虽泰然，不免总有不快。先生生性不近政治，时作摆脱之想，故先期历任政府职务，仅自赁旅舍以居，从不携眷，以为不数月即辞归。民国十六年在京任中央党部书记长，谓‘平昔期待于革命者至深，今以事实与理想相印证，乃觉党内意见纷歧，基础殊未稳固，念国劳之危殆，忧革命之多艰，常忽忽不乐’。民国十八年‘春，出席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候补监察委员。事先曾提议党龄不满三年不得当选中委，以绝幸进之风，以保持党的纯粹性。主席团恐引起争议，未予提出。当选后请辞，以无先例，未许。深忧此后将以争竞地位而多事，心戚戚焉’”。张道藩说：“布雷先生对于功名富贵之淡泊，为人所共知。当民国十八年本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时，布雷、公展两先生及道藩同时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吾等非常惶悚，盖当时中委名额甚少，名位亦重，布雷先生认为吾等不应占此名额，且以为不任中委则事无大小皆可担任，更易于报效党国，乃由布雷先生面请介公转达主席团，准予放弃，另补他人。后虽以事无前例，未获允准，但由此一事，足知先生之淡泊于名位及其让德之可风，早在廿年前已昭示于朋侪，更足证其从政廿年来，只求努力报效党国不计名位非偶然了。二十年二月，约法问题起，先生‘深为本党前途忧之，更有感于党人先进者意气之盛，执政当局负责之难，益视政治生活为畏途’。民国廿四年夏先生随侍领袖于成都，‘是时京中政象，以蒋公出外日多，渐有纷纭轧砾之象。行政院与监察、司法各院间，颇多龃龉，赖叶楚伧秘书长弥缝调节其间，勉克相安而已。朱骝先、罗志希、徐可均、萧青萍诸人均曾来川，有所报告。均劝彼等以大敌在前，宜尽祛虑，既信任领袖，即应信领袖所信任之人，毋意毋必，共度艰难’。是年十一月五全大会毕后，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