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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毛主席请刘少奇同志立即过来议事。保健医生建议不要叫醒刘少奇同志，担心药性正在体内发生作用会导致走路摔跤。王光美很为难，因为刘少奇同志早有交待，毛主席深夜来电话必有要事，必须叫醒他。她犹豫了一阵最后还是叫醒了刘少奇同志，亲自为他披上风衣，请随卫和秘书搀扶脚下踉跄的他挪步前行，目送着他们出门，一直到听到汽车启动离去。
光阴荏苒，斗转星移。那年庐山会议结束后送刘少奇同志到九江十里铺机场上飞机竟成永诀。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目睹着王光美大姐站在运送刘少奇同志骨灰的专机舷梯上含悲肃立、源源手捧骨灰盒向前来送行的首都群众告别的场面，我顿时热泪盈眶。在21响的礼炮声中，刘少奇同志的亲人遵照他的遗愿将骨灰撒向浩瀚的大海。此时此刻我不禁想起他在身陷囹圄时一句掷地有声的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是啊！刘少奇同志有如此坚定的信念，有大海一样广阔的胸怀，不正是他同时具备“登高壮观天地间”的气魄么？他高瞻远瞩，看到的不仅仅是锦绣田野，长江大河，还有天地间的浩然正气。（李敏贞口述；梦龙撰文）
刘少奇在庐山眺望长江（2）
（李敏贞：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系刘少奇主席身边的护士，现为江西中医学院退休干部）
（本文照片由李敏贞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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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朱培德在庐山（1）
文/朱维亮〔美国〕
初上庐山
我的父亲朱培德将军（1889—1937），字益之，是北伐时期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右翼总指挥。北伐军攻克江西后，担任了江西省政府主席。他与庐山的关系也开始于此时。
1928年北伐告成。父亲长期戎马生涯，有严重胃病。他听说省内的庐山是疗养胜地，便决定抽空带家人登庐山稍息几天，当时我才6岁。
我记得是那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我们一家下榻在牯岭市区八福山路边的一家旅馆。进卧房后，忽然一阵浓雾从窗户漫入室内，我就被一团冷湿的“白茧”贴身裹住，连伸出眼前不到一尺远的手也看不见。我觉得非常新奇，挥手想去拨开无边际的“茧壳”。这时忽听到父亲笑着说：“这是庐山在对我们初来的人们表示亲切和欢迎。”
庐山雾，是庐山给予我的最初印象和最深印象。
江 轮
1929年，因父亲调任参谋总长（后任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全家迁居到首都南京。每年初夏学校放假后，便阖家乘江轮从南京去九江登庐山避暑一个多月。父亲因忙于公务，不一定每年能一同去，去时每次也只能在山上逗留十几天。
第一次从南京去时，乘的是太古公司的轮船。绝大多数的乘客是外国人，英国籍的船长、船员及多数的乘客知道父亲是“军政要人”，总是特邀父母亲与他们几位外国官员同进晚餐，表示敬意。父亲一路上与他们以礼交往。但抵九江后父亲就对秘书说，启程前他不知道是乘外国公司的船，中国人在自己国境内乘外国船是件耻辱的事，回程时及以后必须只乘中国船。后来我们往来南京九江间就乘招商局的船，尤其是“长兴”轮。它的设备及服务虽达不到外国船的水平，但父亲觉得愉快得多。
父亲很欣赏长江水上及两岸的风光，喜欢在甲板上散步，常与其他旅客坐在帆布椅上谈时事或下象棋。有一次在回南京途中的傍晚时分，他带我去船尾看江景，那时落日红霞正映在水面上，几只白鸥翱翔在不远的江天，他知道我在学校的国文课刚读过《滕王阁序》，就要我与他共韵其中写景的一段。他那恬静的风采和深情，70年后犹如在眼前。
登 山
每次登庐山时我家总要雇十几乘轿子抬人和箱笼，还有几位挑夫挑较轻小的行李。乘轿的主要是我的祖母、母亲等女眷和年幼的孩儿们（通常坐面对面的双人小藤轿）。身体够健壮的男人及较年长的男孩们则和父亲一道步行上山。
那时庐山的山路多是仅仅几尺宽的沙土或碎石铺的崎岖小道，顺着山势蜿蜒上去。当轿子行至极陡窄的拐弯处时轿椅常转到路外面，凭空下望几十尺的悬崖，十分可怕，我头几次很紧张，只好闭紧眼，但每次轿夫们总能很平稳地慢步转过，我以后也就坦然些。当行到这些看不见对方来轿的转弯角时，走在最前面的轿夫必先高唱“两靠”，后面的轿夫们就立刻和唱响应。唱“两靠”时有一定的抑扬节奏韵调。当几十乘上山下山的轿队在山谷内相遇时，双方前后呼应的短调歌声回荡在谷中，很雄壮动人。
登山全程最难走的一段有大约100多级极陡的石级，叫做“好汉坡”。每次到达此处时，父亲总要同我们有一场比赛：谁首先到达坡顶可赢一瓶汽水。（父亲自己虽尽最大努力从未得过奖，获头名的多是十五六岁的堂、表兄们。）上“好汉坡”是轿夫们最艰苦，也是乘轿人最惊恐的一段路（其实下山时更可怕）。所以每次抵坡前时，我母亲、小孩和女仆们都下轿自己走，可是祖母及婶母们因为幼年缠脚行动不便和高年的亲友，只好缩在轿内度此难关。
八福山
1929年夏天，父亲在牯岭租下八福山顶端路尽处的一幢房屋给家人避暑。房前谷边建有七八座公共网球场，打球的多是外国青年。一天，有位中国网球健将在球场的表演非常精彩，父亲叹赏备至，马上开始学习，作为他健身养性的活动。我那时仅7岁多，也拿着一个大球拍跟着瞎打。想不到从此开始，网球成了我终身喜好的运动。
我们在八福山度过3个夏天，我最深刻的印象是那里的云雾和雷电，可能是地势和地形的影响，每隔一两天就有一阵浓厚的云雾漫入山下谷中，围绕住八福山及附近几个小峰，使它们变为云海中的群岛。几乎每星期会碰上一次含水量及电荷特高的云层和它带来的雷雨。雷雨来时，窗外全是汹涌翻滚的云涛，每隔几秒钟就发一次霹雷，刺眼的电光和震耳的炸声响彻屋宇。大块花岗石建的外墙及玻璃门窗在炸波冲击下颤抖不已。我们小孩躲在床上被窝里，堵着耳朵，闭目屏息，父亲当时虽曾安详地告诉我们屋顶已装有“避雷针”，我们在屋内很安全，但这些话语没有起多大作用！
洋街32号
大概是1931年的夏天，我们租下了当时叫“洋街”的第32号房屋。那屋有相当大的地面，处于山坡上树丛中，居高临下，有辽阔的眼界。地界内左边有一条几米宽的山溪，潺潺下流。前面临街有一道1米多高的石墙，街对面是一家外国人办的游泳俱乐部，据我的记忆，这屋本属于一个外国传教团体，为他们夏令休假之用，它相当陈旧，透风漏雨，房间不多。我们在南京及上海两处的家人合一，加上办公的秘书，显然住不下。再则父母亲觉得年年租房不方便，就将洋街32号买下，请来建筑师设计重建。工程似在1932年夏间完成。依着屋子左面筑了一间小屋，内装一套小型发电机供应电灯用的电力（这小小“电厂”离几家邻居不远，它的柴油发动机开动时发出一些噪音，父亲就严嘱每晚发电时间限于2小时，免得干扰邻居）。父亲还依特殊地形，请人在靠近街边的溪涧内围造了一个椭圆形的小游泳池，溪水直接流入池内，充满后又从一小石门溢出，再回至溪涧向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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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朱培德在庐山（2）
我们在“32号”新居度过了4个夏天。父亲来牯岭“休假”时，每天的生活多有一定的规律，几乎每天清晨要办两三小时的公务。较年长的子侄们也在晨间做学校的暑期作业，每晚由父亲或母亲检查。下午就几乎全在屋外活动，主要是游泳，父亲自己从不会水，过去在两广作战时曾落水2次，幸被人救起，所以有“怕水”之症。当游泳池完工后他就决定要与小孩们一起学游泳，特请了街对面俱乐部的一位老教练来教我们，一两天后父亲与孩子们就能浮在水上，“扑通扑通”地乱游起来，一两星期后就都能较平稳地游来游去。那时我母亲看了很觉兴奋，也就跟着学会了。父亲觉得他终能革故鼎新除他有生惟一的“怕”，高兴之至。
父亲如公务不太忙，会带我们步行出游。较远的景区，如黄龙寺、三叠泉、五老峰等地都是常去之地，需早出晚归。记忆最深的是，1935年我们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