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诬害几个无辜的犹太医生，而是为采取更大规模的行动制造舆论。斯大林曾将里海沿岸的卡尔梅克人和克里木的鞑靼人从他们祖居地驱赶到西伯利亚和远东，现在轮到犹太人了。签名还是不签名？签名等于支持斯大林的残暴行动，自己成为罪人；不签名性命难保。爱伦堡反复斗争，2月下旬冒死上书斯大林，申述自己不签名的理由，并婉言劝阻斯大林不要把犹太人驱赶到西伯利亚或远东去。信发出后，他便在家中等待被捕，但没有反应，因为几天后，斯大林便死了。
这段话的意思现在清楚了：“势态发展”指从诬害到驱赶。2月，他反复斗争要不要给斯大林写信，受尽煎熬。最后孤注一掷，上书斯大林，自知必死无疑。没想到信寄出几天斯大林便死了。斯大林的死是命运，公开信未发表，事情自然而然地解决了。斯大林要晚死几个月，爱伦堡便性命难保。苏联所有犹太名人都在公开信上签了名，唯独爱伦堡一人抗命，斯大林决不会放过他。但斯大林没来得及处置爱伦堡就死了，所以爱伦堡说自己命大。
爱伦堡写道：“我不分析时代，不思考巨大的历史画面，只描写日常生活以及我自己和朋友们（主要是作家和艺术家）的心态。”这当然是谦虚话。他确实写了日常生活，但我们却从中感到强烈的时代气息。他写了1937年的日常生活：“在《消息报》社里，每间办公室门前的小牌子上原先写着负责人的姓名现在牌子依然挂在那里，但玻璃下面已无负责人的姓名了。送信的女工对我解释说，现在没有必要填姓名：‘今天任命了，明天又被抓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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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英年：爱伦堡的回忆与反思——《人·岁月·生活》中译本序（4）
1934年爱伦堡回到莫斯科，准备参加苏联作家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消息报》把他安置在民族旅馆的一间窄小的客房里。早上，他向服务员要杯茶，“服务员去后很快便返回，手里没端茶盘，他没要到茶，因为从这天起餐厅只收外汇。我气极了，但没作声，请他打一壶开水来，我自己有茶叶和糖。服务员又空手回来，对我说：‘连开水也不给，他们说不卖给苏联人。’……”爱伦堡上楼找经理说理，看见楼梯上摆满鲜花。清洁女工和女招待衣着光鲜，排成横队，按口令鞠躬、向左转、向右转、微笑、再鞠躬，准备迎接外宾。经理一见到爱伦堡便叫他退房，因一小时后大批美国人要从列宁格勒来。爱伦堡很气愤，但并不惊奇，因为不久前在伊万诺沃市遇到过同样的事。他到饭店吃饭，餐厅脏得一塌糊涂。他刚在一张比较干净的餐桌前坐下，女服务员就冲他大喊起来：“你没长眼睛吗？这是外国人专用的餐桌。”那时，伊万诺沃纺织学院有两名土耳其研究生。爱伦堡写出了20世纪30年代普通苏联人的心态。这是一种我们从未听说过的，但在专制、贫穷的国家里又必然会产生的心态。
20世纪60年代中期，赫鲁晓夫被赶下台后，斯大林主义渐渐抬头。一位颇具影响的斯大林分子对民主力量大肆攻击，民主力量决定还击。他们请爱伦堡出马，因为报刊很难扣压他的文章。爱伦堡回答道：“现在不要打搅我，我并没在后方闲呆着，我在发表回忆录。”他认为发表回忆录便是同形形色色的斯大林分子和一切保守势力战斗。回忆录打开苏联读者的眼睛，引导他们反思不久前所发生的一切，非此社会无法获得新生。他突破苏联文学史的禁区，把俄罗斯大地产生的天才作家一一介绍给读者，并把西方文化名人引入苏联，扩大读者的视野。他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产生作了力所能及的反思。他记录了他所经历时代的国内外大事，尽量把真相告诉读者。他还写出苏联当局竭力遮掩的苏联日常生活。
爱伦堡这部长篇回忆录，是20世纪70年代应高层之命而译介到中国来的，当时的气候决定了这套书仅限于内部发行。虽然印数有限，但仍对一代知识分子形成了较大影响。现在冯、秦二先生又积数十年之功，在原译本的基础上进行了重新校译，补充了新版本的内容，由海南出版社公开推出，这实在是出版界的一大幸事。我把这部近一百四十万字的回忆录当作苏联现代史和欧洲文化史来读。如果读者能耐心读下去，想必会同意我的看法。
蓝英年：比罗比詹的噩梦（1）
1989年至1991年，我在俄罗斯海参崴市远东大学执教，却没去过邻近的伯力市。1995年秋天我再度到远东大学执教，我的老学生伊琳娜邀请我到伯力去玩。她是我教过的最好的学生，不仅汉语说得好，对中国古典诗词也很感兴趣。我给她讲过李商隐的《无题》诗，她居然能理解，还把几首译成俄文。她立志研究中国文化，却没有条件。她没到伯力师范学院当老师，也没到电台当编辑，因为两处工资都太低，无法赡养退休的父母。不得已到中俄合办的肉联厂当翻译，每月挣四百美金，这在俄国算很高的工资了。我接受伊琳娜的邀请来到伯力。伯力比海参崴小，除阿穆尔河和博物馆外，没有特别值得看的地方，两天就逛完了。我提议到阿穆尔河畔的共青城去看看，年轻时读苏联小说《勇敢》就曾向往过那座城市。伊琳娜说外国人要办通行证，一两天办不下来。她说明天要到比罗比詹市签合同，那里买他们肉联厂的猪肉。她一人开车去，两小时的路程，不用办通行证，问我愿意不愿意去。“比罗比詹！”我惊奇地叫起来。比罗比詹是苏联犹太自治州，我早就知道，也知道它在远东，却没想到离伯力这么近。我当然想去看看，便同伊琳娜一起上路了。路上，她告诉我，比罗比詹地名来自流经这里的比罗河和比詹河，1928年定为犹太自治州。斯大林想把全苏联的犹太人都迁到这里，但没办到，由于自然条件恶劣，居住在这里的犹太人都走了。现在比罗比詹人口不到十万，主要是俄罗斯人，还有朝鲜人。但这里的人做生意讲信用，中国公司都愿意同他们做买卖。伊琳娜告诉我他们班同学毕业后的情况。男同学都结婚了，稳重的女同学结婚的不多，活泼的都嫁人了。说着说着，汽车开进比罗比詹。这是俄罗斯常见的小城，有点像同中国绥芬河接壤的戈城，不过街道、建筑物整齐些罢了。伊琳娜谈生意的时候，我独自在街上徜徉，在潜意识里寻找历史的遗踪，可这里又有什么遗踪可寻呢？一场历史大悲剧发生在比罗比詹之外。我陷入沉思，乘车返回伯力时仍沿着思路想下去。伊琳娜同我说话时，我漫不经心地搭腔，她以为我累了，便也沉默下来。
事情得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说起。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简称委员会）从成立到消亡不过短短七年，却经历了惊涛骇浪和腥风血雨，反映出二战后斯大林对犹太人的凶狠残暴。但这段历史在苏联一直讳莫如深，1989年后才有人认真研究。由于许多档案材料尚未解密，仍有不少扑朔迷离之处。经过学者们十多年的努力，真相逐渐清晰。
委员会哪年成立？就有两种不同说法。1952年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对委员会成员的判决书上写的是1942年4月，但1991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上，委员会成立的日期却是1941年8月。说来奇怪，两个日期都正确。成立委员会的建议不是苏联人最先提出的，而是波兰两位社会活动家埃利希和阿尔特向苏联政府建议的。他们两人都是犹太人，“崩得”的领导人。“崩得”是立陶宛、波兰和俄国犹太人总联盟的简称，参加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1年解散后，部分成员加入布尔什维克。1939年波兰被苏联和德国瓜分后，这两位犹太领导人认为斯大林比希特勒对犹太人好，便投奔苏联，向苏联政府提议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此时，里宾特洛甫和莫洛托夫刚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两国正在度短暂的蜜月，苏联怎肯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埃利希和阿尔特以反对与苏联友好的德国的罪名被捕入狱。世界各社会党出面干预，要求释放这两名犹太人。苏联置之不理，但也未马上将他们处决。这一拖延使他们得救了。1941年6月德国向苏联发动进攻，两位被关了一年半的波兰犹太人领袖才从监狱中释放出来。他们从囚徒一下子变成贵宾，未免有点得意忘形，忘乎所以，觉得自己成了反法西斯英雄。他们1941年8月向苏联政府建议成立国际犹太人反希特勒委员会，斯大林原则上表示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