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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点残羹交出城池。这种精神在那时的报刊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胜利后，民族主义精神非但未消弱，反而增强了。列宁格勒人已不满足这座由彼得大帝亲手创建的城市在苏联处于莫斯科的小兄弟的地位，渴望恢复往日的辉煌。这时市苏维埃干了一件后来招致杀身之祸的事：恢复普希金、果戈理时代的街名、广场名，把十月革命后命名的街道、广场又都改回旧名。10月25日大街改回涅瓦大街；红色指挥员大街——伊兹梅洛夫大街；革命牺牲纪念广场——马尔索沃教场；沃罗夫斯基广场——伊萨基辅广场；无产阶级胜利大街——大街；穆索尔斯基大街——中街；热列兹尼亚科夫大街——小街。二十处街道和广场恢复了原名。命令是市苏维埃主席波普科夫签署的，显然得到日丹诺夫默许，但斯大林并不知道。斯大林对列宁格勒始终不放心，一直担心苏联出现两个中心，另一个中心将代替他所代表的中心。而日丹诺夫恰恰想把列宁格勒变成另一个中心，筹备建立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并把已有的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从莫斯科移往列宁格勒。这又是个敏感问题。斯大林一直不允许俄罗斯联邦像其他加盟共和国那样建立党及其中央委员会。日丹诺夫不仅打算建立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把俄罗斯部长会议迁往列宁格勒，并已酝酿好未来中央委员会的人选：沃兹涅先斯基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库兹涅佐夫被任命为俄共中央第一书记，日丹诺夫本人担任总书记。日丹诺夫跟斯大林多年，深知斯大林冷酷多疑，在他首肯前不敢轻举妄动。所以此事虽已确定却未实行。日丹诺夫暂时所能做的只是把自己人安插到关键岗位。把库兹涅佐夫拉进中央书记处，并让他监督国家保安机构。库兹涅佐夫监督内务部的工作，不仅要了解内务部的现状，还想阅读内务部的历史档案。这不仅严重侵犯贝利亚的利益，而且对他构成莫大威胁。一旦库兹涅佐夫站稳脚跟，贝利亚就没命了。日丹诺夫又推荐沃兹涅先斯基担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沃兹涅先斯基是真正的经济专家，学识和能力都远远超过马林科夫，所以马林科夫不能不为自己的地位担忧。为此马林科夫同日丹诺夫结下不解之仇，联合贝利亚一起同日丹诺夫明争暗斗。日丹诺夫抓住马林科夫所主管的航空工业出现飞机质量问题，把马林科夫赶出书记处，放逐到塔什干。日丹诺夫又同库兹涅佐夫同心协力从贝利亚手中夺走安全部部长的位置。这是战后日丹诺夫最辉煌的时刻，但并非真正的胜利。不管贝利亚还是马林科夫谁也不承认自己失败。他们伺机反击，机会终于出现。
要想在斯大林面前告倒日丹诺夫并不容易，必须拿出他对斯大林怀有二心的确凿材料。他们选中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作为攻击日丹诺夫的炮弹。左琴科是列宁格勒的王牌作家，很受列宁格勒苏维埃的重视。1939年被授予劳动红旗勋章，此前在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处会议上被任命为《文学现代人》杂志编委。他的小说《日出之前》在斯大林授意下遭到严厉批判后，1946年7月他又被任命为《星》杂志编委。如斯大林知道会生气的，但斯大林毕竟老了，有些小事不提醒他会忘记。1946年在《星》上发表了左琴科的《猴子奇遇记》，发表这篇小说除提醒斯大林注意左琴科外很难做别的解释。《星》是大型文学刊物，不登为儿童写的故事，也不转载发表过的作品。而《猴子奇遇记》是为学龄前儿童刊物《脏孩子》（音译《穆尔齐尔卡》）写的逗笑故事。接着又收入星火丛书，即已发表过两次。《星》发表时并未征得作者同意，所以左琴科看到后很惊讶，问主编萨扬诺夫是怎么回事，萨扬诺夫笑着回答：“让你多领一次稿费有什么不好？”两千字的故事能有多少稿费？这不是理由。逗笑的儿童故事放在大型严肃刊物中便显得分外扎眼，容易引起斯大林的注意。很可能是贝利亚的人设下的陷阱。因为贝利亚知道斯大林不喜欢左琴科，并且也知道斯大林对列宁格勒的刊物格外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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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英年：日丹诺夫报告的背后（2）
斯大林为什么不喜欢左琴科呢？苏联著名作家纳吉宾在回忆录中转述了左琴科对他说的一段话：“斯大林恨我，找了个机会跟我算旧账。《猴子奇遇记》先前发表过，可没人注意它。不是《猴子》，即便是《树林里长了棵小枞树》，我也在劫难逃。战前我发表《列宁与哨兵》后，斧子就悬挂在我头上。战争使斯大林无法分心，他一得空便收拾我了。
“我犯了一个职业作家不可饶恕的错误。我在《列宁与哨兵》中先写了一个‘留山羊胡子的人。”但从他举止上马上能看出捷尔任斯基来。可我并不想指具体的人，便随手把山羊胡子改成小胡子。可那时谁留小胡子？小胡子已成为斯大林的特征。……您回想一下，我写的留小胡子的人如何不知分寸，蛮横粗暴，列宁像训斥小孩那样训斥他。斯大林认为我写的是他，或别人提醒了他，因此不肯宽恕我。”
由此看来厌恶左琴科的是斯大林，而不是日丹诺夫。日丹诺夫一贯看斯大林眼色行事。他在批判自己认为好而斯大林认为不好的作品时往往格外粗暴，以势压人。西蒙诺夫在回忆录中提到他的小说《祖国炊烟》日丹诺夫很喜欢，让《文化与生活报》写一篇赞扬文章，但他到斯大林那儿去了一趟后一切都翻了个过儿，赞扬文章改为批判文章，文章写得强词夺理，逻辑不通。西蒙诺夫看了大惑不解，便请日丹诺夫告诉他错在哪里，没想到日丹诺夫又把批判文章的观点重复了一遍，样子显得很尴尬。
日丹诺夫对阿赫玛托娃同样怀有好感，把她视为俄罗斯文化的代表。没有日丹诺夫，阿赫玛托娃的诗集《六书选》未必能在1940年出版。1941年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从列宁格勒疏散到塔什干是市委直接下达的指示。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的妻子回忆道：“日丹诺夫本人通过政府专线给塔什干打电话，指示关照阿赫玛托娃。”但在《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报告》中，日丹诺夫却说阿赫玛托娃“不知是修女还是荡妇，准确点说，既是修女又是荡妇，在她身上淫荡和祈祷混合在一起”。日丹诺夫对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的态度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从赏识到谩骂，可能是一种策略。他看到斯大林对列宁格勒现状明显不满，加上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对他左右夹攻，便舍车保帅，牺牲他们两人以保住更重要的人物。从对他们两人的处理中也能看出日丹诺夫的真实态度。20世纪30年代受到过如此严厉批评的人不是枪决便是关入劳改营，但他们仅被开除出作协。开除出作协便无法领取作家面包票证，有挨饿的危险。市苏维埃代替作协发给他们票证。没有日丹诺夫的默许，市苏维埃决不敢这样做。
1946年8月14日通过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决议前，还有一次鲜为人知的活动——8月9日上午8时，斯大林在大理石厅会见文艺工作者。斯大林一开口便提到《猴子奇遇记》：“小说丝毫不能令人信服。《星》是本好杂志，现在为何给拙劣作品提供园地？”接着谈到左琴科：“他没见过战争，没看到战争的残酷。这个题材他没写过一个字。左琴科写的鲍里索夫市的故事，猴子的奇遇，能提高杂志的声誉？不能！……我为什么不喜欢左琴科？左琴科专门写没有思想性的东西，不允许他位于领导岗位上，……社会不能按照左琴科的意愿改变，而他应改变自己适应社会，如不肯改变就让他滚蛋！”
斯大林的话似乎仅定下批判左琴科的调子，但日丹诺夫却从中听出弦外之音。《星》是列宁格勒州委领导的刊物，竟发表左琴科的拙劣作品。任命他为《星》杂志编委的决定，是在州委书记处会议上做出的。州委领导人的警觉性到哪儿去了？参加会见的作家发现那天日丹诺夫神气沮丧，表现不自然。他在强大压力下，为保住自己地位，保护列宁格勒州、市两级领导人，不得不拿两位作家开刀。他做了打棍子式的粗暴的报告，从而落得千秋骂名。但实际上只是同对手的一次交锋，不过这个回合他败了。
蓝英年：日丹诺夫报告的背后（3）
日丹诺夫同贝利亚和马林科夫的斗争越演越烈，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只要日丹诺夫的人沃兹涅先斯基担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马林科夫便永无出头之日；库兹涅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