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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元旦刚过，省委书记们便用自己的言论把报纸的头版占去了大半。农业以及农村的问题乃是必须要说的话题。安徽乡下有些地方本已经悄悄地把田分开，这时候却看到了全会决议上的“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看来他们的行动大有越轨之嫌，这时候只好先避开短兵相接的搏斗，采取远兜远绕的迂回战术。历时十五天的省委会议宣布了自己的方针：“在建立健全责任制的问题上，思想要再解放一点，办法要再多一些。”它还说：“生产队愿意采用什么办法，应由群众民主讨论决定。”等于是说，三中全会的解放思想这一条是算数的，但这“不许”、那“不许”可不一定算数。（1979年1月19日《安徽日报》。）青海省的领导一下子没有看出此中奥妙，却不能不有所表示，于是，省委机关报发表了一篇不痛不痒的社论，说“在我党的历史上，每逢历史性的转变关头，都会伴随着全党的学习运动”（1979年1月5日《青海日报》。）。邻近的甘肃省，报纸也在早几天发表了社论，说政治要保护经济，阶级斗争必须同排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联系起来。（1979年1月2日《甘肃日报》。）###这时还未进京，还在四川省当他的省委第一书记。他虽未像万里那样在农村发起对人民公社的挑战，但他明显地对华国锋的失势与邓小平的崛起感到愉快，而且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一丝要在邓的道路上大展宏图的情绪。他在四川省委会议上报告：“从总体上说，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已经扫除。”（1979年2月15日《人民日报》。）这话的大胆之处在于，当公开的舆论还把华国锋看作党的中心时，赵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把他扔到一边了。辽宁的任仲夷也是数十位省委书记里面最具反叛精神的人之一，几个月前，当“真理标准”的争论双方还胜负未卜的时候，他最先表示了自己反对“凡是派”的立场，这是中国官场上极少见的勇气，可是这时他还是没有敢直面“包产到户”。他的办法是把精力集中于阐述较少争论的问题，他告诫下级：“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必须抓住一个中心，就是工作着重点的转移”（1979年l月9日《人民日报》。）。这话现在已经不会再有风险，因为即使是华国锋也不会反对这个话题，只不过，华的“转移”与邓的“转移”不是一回事。
看到舆论绕来绕去还是在外围徘徊，《安徽日报》似乎有些不耐烦了，它发出进一步的暗示，说“有了经营自主权，一小块土地没有种上东西，一小块水面没有利用起来，社员和干部就要睡不着觉”（李克文：《按经济规律办事，提高经济管理水平》，见1979年1月24日《安徽日报》。）。这里面主张“包产到户”的味道，即使再愚蠢的人也会闻得出来。可是多数省区要么是真糊涂，要么是太聪明。整整一个月里，没有人出来呼应安徽的声音。到了1月下旬，终于再也不能回避。西部的陕西省打破了沉默，但不是附和安徽的声音，而是相反。23日，陕西省省委会议决定：“必须继续稳定地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刚刚进入政治局的王任重副总理在这次会上讲了同样的话，（1979年1月3日《陕西日报》。）这使得陕西的理直气壮看上去大有来头。江苏省在东部，与陕西有遥遥数千里之隔，现在却决定与陕西异口同声，省委书记许家屯虽然说要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可是又说：“试行责任到组联系产量有奖有赔办法，进行比较，但不要急于全面推开。大农具不能分，更不能包产到户，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要坚决纠正过来。”（1979年2月19日《新华日报》。）这大致是重复了会议的文件。这一来，不少省委书记都记起三中全会上的这一句话，于是全都照方抓药，包括云南、新疆、山西、河北、河南、湖北。这是一种无论什么风吹浪打都不会翻船的办法。看来坚守在人民公社阵营里的力量仍占有绝对的优势。四川这时也许有一点犹豫。私下里，###在省委扩大会议上问，干部最大的思想障碍是什么？大家说，最突出的是“恐右症”。这种思路要是延续下去，四川立刻就是安徽的同盟军了。果然，会议发表的决定给了农民一个前所未有的解放，它说：“各种办法都可以进行试验。”不过，赵还是没有勇气拆除最后的屏障，他重申，“不搞包产到户，不搞分田单干”（1979年1月31日《人民日报》。）。广东省的习仲勋再次仗义直言，只是略施小计。他们说，只要不分田单干，各种不同的办法都应当允许。（1979年2月7日《人民日报》。）他们的小计谋是故意不提“不许包产到户”。既不禁止，农民也就可以实行；可是他又没有允许，一旦有失，作为一省之领导，还大有退却的余地。另外一些省委书记一定意识到这里面事关重大，所以与其打一场无准备之仗，不如行兵家避实就虚的策略。内蒙古的周惠说，内蒙古的“关键是解决好遗留问题，配备好领导班子”（1979年1月24日《人民日报》。）。山西省还是念念不忘它的大寨，第一书记王谦说：“大寨是在毛主席指引下成长起来的，山西是坚持学大寨的。”（1979年1月25日《山西日报》。）湖南的书记毛致用也学着山西的话，一句也不提生产责任制，只是说湖南“要继续坚持学习大寨的基本经验”，可是过了几天，《人民日报》发表这个讲话时，竟把这一句话全部删去，令毛书记大为紧张了一阵。（见1979年6月5日《湖南日报》和6月19日《人民日报》。）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一步一回头（9）
到了2月，表面的热闹已经平息，大家都发现气氛有些沉闷。中国人已经学会了心口不一的本领，非到关键时刻，不会把心里话讲到桌面上来。大多数报刊的编辑都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们用“心有余悸”来描述那个时候的局势。《安徽日报》的文章说：“十分明显，如果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地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然后作者就鼓动人们去做“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薛理：《要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见1979年2月12日《安徽日报》。）。
不过，真正心口不一的还不是这些心有余悸的人，而是另外一些从来不知“悸”为何物的人。对于他们来说，邓小平的得势是一场灾难。这种情绪虽然从未公开表示，但在私下里却也宣泄得淋漓尽致。有人问：“现在的党中央姓马还是姓刘？”这是把马克思和刘少奇当作“主义”的分界。有人说，“果然毛主席他老人家说得不错，修正主义出来了”。三中全会闭幕那一天夜里，山西省运城地区党委的大院子里，就贴出来几条标语，叫人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还说要“坚决镇压反革命”。标语的书写者竟是地委机关里的一些干部。湖南省的传言中，有一种说法借用邓小平对“文革”的形容，说三中全会后“短短这一段时间，也是一场浩劫”。还有人说，“中国将在混乱之中前进，好像电影《逆风千里》一样”。这电影说的是一支军队如何在极为恶劣的气候里与敌人作战的故事，这些人借此来形容新的时代。可见确有不少人对邓小平的主张怀着深深的不满，等待着再一次“变天”。
事情有些稀奇古怪。沉寂了两年的中国，如今居然在一夜之间就急剧地旋转起来，每一个人又都忍不住要将满腹智慧一吐为快。那一年的年初，似乎无论什么人都可以站在街上拥挤的人群里面，大发议论；无论什么地方都可以当作讲坛。当然，最重要的一个讲坛是由当代中国一群最著名的文人开辟的。
文人们现在要把思想解放的成果再行扩大。他们对“两个凡是”的初次打击居然获胜，这是从未有过的战绩。看来乘胜前进是必要的。l月18日，文人们聚在北京开了一个会，学术理论界、文学艺术界和新闻出版界里几乎所有有点名气的人都来了。这可真是一个理论的春天，只不过，会议的名称有点怪：理论工作务虚会。
会议看来具有某些官方色彩。其最初酝酿是在党的政治局中，由叶剑英提议，而由胡耀邦全力推动。但是数百名与会者却是形形色色。这些人满怀豪情整整说了一个春天，直到4月3日才算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