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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另外一些人可能会对贵州的一切无动于衷。他们会说：“是的，这些人很穷，不过，我们更穷！我们甚至连漏雨透风的泥草房子也没有呢！”这些人是新疆的牧民。报刊上仅仅有一次把他们的情况透露出来：在较为富裕的北疆，八万多户牧民中有一万六千户的毡房破烂得几乎支撑不起来了；南疆则又逊一筹，四万一千户牧民中，有一万四千户根本没有毡房，终年露宿于山上坡下，到了冬季最冷的时候，就挖一个土洞钻在里面挨过寒夜。
还有一些人也不会认为贵州的老百姓是最倒霉的一群，他们也会说：“是的，他们很穷，不过，我们更穷！我们的粮食还要更加少呢！”这些人是山西省五台县的农民。当日他们贫穷的程度，报刊上始终未予公开。所以人们知之甚少。人们知道五台，多是因为那地方自古以来为佛教著名的朝圣之地，在本世纪的四十年代，又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总指挥部所在的地方。到了1978年的那个冬季，生活在这个佛教圣地和八路军总部的黎民百姓，吃的是一种黑乎乎的东西，其成分中大部是山上生长的各种野菜和草类，粮食只占十中之二三。农家把这些东西和在一起碾碎，再揉成一个个的团子晒干，他们就是吃着这样的东西度过整个冬天。然而在那个地方，这并非最悲惨的生活。倘若旱情过甚，山上寸草不生，农民之维持生命的办法之悲惨，常人难以想象。五台山向东延伸，即为河北省境内，这里有一个武安县，其乡民竟是依靠出卖自己的血来度日的。有个刘庄公社，六千零八十二个社员中，卖血者一千六百三十一人，其中包括九百二十五个男子和七百零六个女子。为了加入卖血者的行列，老人向医院缩小自己的年龄，孩子则极力装得像个大人。按照当日医院的规定，一个人在一年中的抽血，不能超过四次，并且每次不能超过三百毫升。否则卖血者的生理将不能维持正常，其血浆品质亦不能保证合格。可是这些血换来的钱，仍然不能维持卖血者的家用。所以相当多的人出卖血液的数量，至少一倍于此。武义忠的大儿子，从一家医院跑到另一家医院，在一日当中居然抽血三次，共得三百元，然后就到集市上去换回三百四十一公斤玉米。他摇摇晃晃走进家门的时候，一家六口都张大嘴等着这些粮食。破衣漏室本来已经不能使这些可怜的人获得温暖，现在又失去了身上的血液，其度日之艰辛可想而知。于是又有人说，女性卖血较男人更为适宜，因为女性之造血机能强于男性。这样一来，卖血者中妇女日众。她们肯定是过分相信自己的生理机能，结果悲剧接二连三：刘双新的妻子怀孕的时候还在不断地卖血，最后一次是在分娩前的两个月。到了分娩的那一天，儿子坠下地来就死了，那个小小的身体里面几乎没有血在流动，而她本人也再没有活过来。另一个妇女，张堂第，生下女儿之后第二十天，出去卖血，归途上晕死过去，一命呜呼。她把她这一条命卖了一百二十八元。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大梦谁先觉（7）
那一个冬天，流浪在全国各地靠乞讨为生的公社社员有几百万人，其情景之惨，今天人们可能已经不再记得，但是安徽省滁县的农民朱成友是记得的。十几年后，他已经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企业家，和人民日报社的一位记者谈到那时他四处讨饭的日子时，双手还在颤抖。另外一个老农，是广东省珠江三角洲顺德县人，此地一向为中国最富庶的地方，如今老人家徒四壁。北京来的一位官员问他对什么事情最不满意，他说道：“三十年了，人民公社一是不让我们吃饱，二是不让我们说话”。又问他什么时候生活最好，他说是陈济棠时代。陈济棠是三十年代当地军政首脑，所以这件事让北京的官员惊讶万分。
乡下的人民公社已经沦落到如此地步，但在当时，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中真正意识到这一点的人仍然极少。李富春是其中一个。他说：“‘文化大革命’给了我们很深的教训，为什么那么多的民众把矛头对准我们的干部？因为共产党欠账太多了。”另一个人是万里，那一年的冬末春初，他是安徽省的省委书记，他和一个叫花子的对话，也令他永世难忘。当他私访他治下的淮北农村时，偶遇一个青年，上身着一棉袄，里面光着身子，外面扎一草绳，从破烂的地方绽出棉花。万里问道：
“你有什么要求？”
小伙子拉开棉袄，拍拍光肚皮：
“吃饱肚子！”
“你这个要求太低了，还有什么要求？”
小伙子又拉开棉袄，再一次拍拍光肚皮；
“把地瓜干换成粮食！”
……
这位省委书记那时上任不久，又是微服简从，所以青年人并不知道他是何人。不过，一年以后，全中国的农民都会知道他的名字，因为他成为在农村里发起改革的关键人物。此刻，他还不知道怎样才能满足这个小伙子的愿望。据随行的人员后来的描述，他良久无语，热泪长流。毫无疑问，他所见到的事情令他对人民公社的信念发生了根本动摇。因为就在当夜，他对随行的人员提起此事时说：“你看看！一个种地的，自己吃不饱肚子，我们共产党干了三十年，连人家这么—个要求都不然满足！我们再不让他们吃饱饭，总会有一天，我们自己也会吃不饱饭。”这还算是客气的说法，不久，他在国务院召开的高层会议上再次提到乡下的贫穷，话说得更加尖刻：“如果这些情况让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知道了，不推翻共产党才怪呢！”
华国锋这时候的想法，是要将毛泽东生前提出的农业机械化的设想加以推进。按照这个计划，中国农业的机械化要在1980年完成，这当然并非外人所想象的那样，仅仅是劳动技术的改进。事实上，按照当日共产党人的设计，农业劳动改由机械完成，是将土地大规模地连接在一起的基础。千百万农民的劳动，亦将由此集中于统一的意志之下。所以，机械的最重要的意义不是改造自然，而是可以成为一种统治人的力量，甚至还可以造成一种压力，让人民公社的土地制度更快地转向国家所有的制度。这个计划在毛泽东时代已经不遗余力地加以推进，到了1977年，有记载说，乡下的拖拉机已经达到一百五十五万台，并且拥有大约一亿八千万马力的机械总动力。就总量来看，低于美国和苏联而居第三，但若平均到耕地之上，则就少得可怜，而且其中大部分仅为纸面上的统计，实际的机械则有相当部分因没有配套或者损坏严重而不能使用。所以，在1978年1月4日，华国锋就召开了一次全国的会议，试图以激昂的号召鼓励属下认真对待这件事情。陈永贵在这一天宣布说，现在“已经到了决战的阶段”，因为，实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遗志“只剩下三年的时间”。陈此时是新领导中位居第八的副总理，他的农民出身和经历，使得他的演说洋溢着农民的感情，也刺激了台下那些乡村官员的热情。一时间，大厅里掌声雷鸣，山摇地动，其情景仿佛象征着党的号召与农民的心愿融为一体。第二天清晨，报界一起开动起来，呼喊着“夺取三年决战的胜利”。人民日报的社论还说，这是全国农民的最迫切的愿望。（《人民日报》1978年1月5日。）不过，用不了多久，所有的中国人就会知道，所谓“决战”的计划，与乡下实际的情形和农民的心愿相去何其遥远。
大梦谁先觉（8）
党中央的部署已经下达，“三年决战”也已经拉开序幕，可是，万里却说：“我们把农民忘了。”在他所领导的安徽省，情形也挺奇怪。农业机械化的诱人蓝图没有什么反响，几乎所有的农民都在议论由省委发下来的一个文件。这文件的条款共有六项，所以人们后来都把它叫作“六条”。内容在今天已经不足为奇，可是在当日，几乎全都牵涉着最有争议的问题。包括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要规范起来；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减轻社员负担；粮食分配要兼顾个人的利益；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已经收回的“自留地”如数归还社员。令人惊讶的是，“六条”之中，居然将“农业机械化”弃之不顾，更不要说鼓动农民去展开什么“三年决战”。
“六条”颁发于1977年11月15日，先于党中央确认的农业机械化方针仅仅四十九天。依照由上而下层层转达的行政传统，以及农村交通邮路之传递速度，当电台播音员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