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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对于这群叫花子来说，诸如此类的疑问还过于深奥难测，这要留待他们吃饱肚子之后才有余力来回答。在当日他们所想的至为简单，那便是不再做一个叫花子而能自己养活自己。
风起青萍末（3）
既然求生的本能在公社的制度里面已经无法实现，严宏昌们便转而想到“分田到户”，也即把集体的土地分给各家各户去耕种，其收获的多寡全由自家承担。在他们会聚于严氏家族那一间萎萎琐琐的茅草屋里之前，这办法已经了然于各自胸中，彼此心照。唯因这四个字在社会主义中国已被归入“另册”。十六年前，也就是1962年，毛泽东宣布这是导致中国分化为贫富两极，以至最终必会资本主义复辟的行为，并且由此演绎出那个著名的论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今天若再打开这本“另册”，实在是前所未有的危险之举。
所以，在这一夜的小村陋室，大家面对“包产到户”这几个字，只是在“敢”与“不敢”之间徘徊斟酌，直到天明，终于痛下决心，行此近乎叛逆之事。这时严氏兄弟已义无反顾，只是他们的身份和经验迫使他们不得不作出更多的盘算。以其浅薄的政治经历，他们已经懂得在中国处世的第一精义。一个人的行为无论具有怎样的个人动机，总要身着大义凛然的服饰，且将利益的动机翻译为意识形态的豪言，诸如“为党”、“为国”、“为民族”、“为集体”、“为主义”云云，方能过关斩将，逢凶化吉。更何况若干年来与分田包产有关的人非身亡即名败，总数可以百万计，其下场的悲惨，严氏兄弟虽然不能尽知，但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三自一包”的罪名以及他的死于非命，这二人是一清二楚的。一旦事发，种种阶级斗争的手段即使不会酷烈到诛灭九族，他们和他们未成年的儿女也是断断脱不了干系的。
考虑到这许多复杂的因果关系，严宏昌在众目睽睽之下提笔以他的拙朴的笔法写道：
1978年12月 地点 严立华家
我们分田到户 每户户主签字盖章 如此后能干 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和公粮 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 如不成 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 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干部肯以性命相搏来为百姓出头，这在当时的中国也可算是难得的勇气。今天我们看上去，严氏兄弟在这里无疑已经集中了他们全部的政治经验和智慧，但是，这几行字里面还是透着一种天真的悲壮。就其形式而言，它显然并不如后来舆论的评说是一份合同，至多只能算作一份农民的简单的契约，也不具有任何法律的效用和政治的保障。假如事情真的走到了坐牢杀头的一步，纵使严宏昌真的能够慨然赴死，其手下这些既无政治权利又无生活保障的人们，难道就真有力量把他们的后代庇护下来并且抚养成人吗？
乞丐只求眼前一条活路，并不细想以后的事。所以严宏昌们一一具名，庄严承诺。这些人当然想不到，这一刻，不仅对于他们自己的生存，而且对于整个中国农村都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影响，甚而成为人民公社大厦的最后瓦解、国家由下而上的权力结构加速分化的催化剂。
今天，当我们准备描述这一切的时候，必须不厌其烦地把他们的名字一一列出。依照本来的顺序，这些名字如下：
关廷珠、关友德、严立符、严立华、严国昌、严立坤、严金昌、
严家芝、关友章、严学昌、韩国云、关友江、严立学、严俊昌、
严美昌、严宏昌、严付昌、###、严国品、关友申。
每个姓名之上，均覆有一片血红，其中十七个指印，三方图章（迄今为止，几乎所有公开出版物都认定，此合同书上有18个人的签名和18个指印。但是依据原件，签名者为20人，另有17个指印和3方印章。此件现存中国革命博物馆，馆藏号为GB54563。1993年12月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农村大写意》一书中提到小岗这一晚签署的“保证书”。作者李超贵亦说此件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中。但他的关于几个细节表述，与博物馆所存实物有出入。其一是时间，李超贵认定为1978年11月24日。其二为签章，李超贵列举人名为十八个，并且认定为十八个手印。）。
大局既定，木已成舟，二十个人郑重其事，相约守密，绝不让外人知晓此事，其情景犹如旧时走投无路的饥民揭竿而起前的歃血为盟。 。。
风起青萍末（4）
直到六年以后，也即1983年，人们才第一次见到这纸文书。它最先出现在中国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一部纪录片中，这时包产到户已势如破竹地横扫全国，史家理所当然地发掘着它的源头，于是纷纷地奔赴小岗。在一番煞费苦心的追逐中，北京一位名叫张新文的文物收藏者终于发现，小岗的文书已被电影制片厂一个叫王影东的人带回北京。再经一年的辗转曲折，张终于无偿地把文书搞到手中，遂送至中国革命博物馆，为官方收藏。叫这家博物馆的管理人员大为惊讶的是，在成千上万大大小小的文物中间，这竟是史学家们最为关注的一件。“嗨！放着那么多的好东西不看，偏偏都来找这张纸”，在博物馆工作的一位姑娘抱怨道。那一个上午，她为了来访者已三次入库开柜取出那张纸。
无数人登门争相一睹的只是几行稚拙的方块字、一串叫花子的姓名，以及片片血红色的手印。这一切似乎成了小岗革命的物证。但是，这样一来，也就发生了问题。很多熟知小岗事变过程的政府官员和记者声称，他们过去从未见过这纸文书。当日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作为小岗的上级领导，无疑是决定小岗命运的关键人物。自1978年之后，陈多次往返于小岗，自以为深知这个小村的一切秘密，但在那纸“合同”于电影上出现之前，他对此事竟一无所知。这就很自然地引起人们的怀疑：或许当初的小岗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合同”，而现在的文书只是后来某一时间的补充。这种假设甚至暗示着另外一种可能，即小岗在1978年12月的那个夜晚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发生，后来所出现的种种情节，只不过是某位一心邀功请爵的地方官员，或是哗众取宠的文人墨客杜撰出来的。中国人经过了二十多年的起落变幻，对于政治风云中的种种微妙多已了然于胸，对无中生有或者蓄意升华的榜样与英雄也习以为常，所以，倘若今天有人真的出来检举小岗作弊，外人决不至于感到奇怪。
世人的争论在于，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历史遗物是否为伪作？如系伪作，则是否有过真品？
此物今天仍为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藏品号为GB54563。其文拙字稚，不通顺，有错字，无标点，既无官方文件的味道，也不循一般文书的书写之规，系出农民之手无疑。所可疑者有二，其一是在“合同”的抬头处即注明日期为“1978年12月”，既然这个日子在书写者的心里如此重要，何以只有年月而无日？其二是所有签名均为一人所具，笔迹与文书书写者为同一人，这也不合法定之规。但是，考虑到中国农家向无恪守阳历日月的习惯，且这样一群人大都不识文墨而需由人代笔，所以，这两处的疑点仍不足成为此件系伪作的证据，只要指印和图章为各人所具，仍可信其为真。
最大的疑点发生在人们并不注意的地方。“合同”用纸大小相当十六开，全白，四围无缺无絮，整版无一丝皱折。依据博物馆文物登记卡的记载，征得此物的时间为1984年。假如此录无误，则这张纸在一群叫花子的手里长达六年之久。中国农家的生活习性一向散漫无矩，尤对文字本章之事极不经心。这张纸在这群农民手里历六年而能平整如初，实令人难以置信。
当日小岗所属之直接领导为凤阳县，凤阳之上又为滁县地区，其最高领导是地区党的委员会书记。此人名王郁昭，是小岗“包产到户”极力的庇护者，数年后升任安徽省省长，到了1990年，这个浑身上下都充满自信的人已是党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副主任。他的自信是有道理的，因为他的政治生涯由中国的最底层开始，以功晋升，又由远吏而为近臣，如今，是党的高层领导里面最熟悉农村的人之一，亦对自己曾经庇护的小岗知之甚多。然而谈及那一张“合同”，他满脸的疑惑。“小岗那时户户家徒四壁，一贫如洗，饭碗瓷边还会缺一块”，他说道，“根本没有可能拿出